威廉·亨利·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在香港作特派记者，进入中国内地采访时，曾因最先披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秘约而轰动一时，并由此成名。后进入政界，曾先后给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作顾问，最后给蒋介石作顾问将近十年，在著名的“西安事变”过程中，曾受宋美龄之托，亲赴西安斡旋，因之更加受到蒋的器重。但因看不惯戴笠的所作所为，被戴笠挟仇报复。

　　1940年6月，蒋介石在重庆别墅中接见戴笠，戴报告说，前一段时间，端纳秘密前往汉口，和潜伏在汉口法租界的日本海军情报人员秘密接头，被他手下的特工发现，于是端纳失踪，现在不知去向，有可能被日本人收买云云。蒋半信半疑，当即嘱咐戴笠:一定要查出端纳的下落，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人之手。

　　端纳真的失踪了。他所以出走，是因为在内地工作了近30年，深感身心疲惫，感到国民党内部腐败已经无力回天，加之羁押在贵州的张学良给他来了一封信，提及西安事变之事，他说，你与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却失去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与子文尽量设法，冀盼恢复我的人身自由。端纳深知，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绝无半点通融的余地，想来想去，只好一走了之，就此离开中国政治的漩涡。

　　端纳出走后，来到已经沦陷的汉口去办一点私事。遇到在香港作记者时认识的一位日本同行前来拜访，对他大谈了一通“大东亚共荣圈”后离去。这番谈话被戴笠手下的特工录了音，经戴笠做了一点“加工”之后，便被作为通敌的证据，拿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端纳离开中国后，到南太平洋一带游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端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就近进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紧接着菲律宾被日军占领，在菲律宾的白种人大部分被关进日本的集中营。日本人当时也没想到，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也会在集中营中。

　　在集中营里，端纳对一同被关的美国著名律师达兰说，我手提包里的文件，足以使我被绞死。达兰真诚地说，我会保护你的，我尊敬你。此后达兰一直照顾着端纳。两年之后，危险果然来了，因为日本人已经得到端纳在此地集中营的消息。一天晚上，一辆军用卡车载着一队日本宪兵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对达兰等人喝问:集中营里是否有威廉·亨利·端纳其人？我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恶魔就躲在这里！日本宪兵们拿着花名册，指着“威廉·端纳，爱丁堡人。”这一行字，咆哮着:“是否就是此人，快说！”达兰沉静地回答:“你们找错了，这个威廉·端纳是个70多岁的老人，他是英国人，不是澳大利亚人。”

　　“不管是谁，把他带到这里来。”日本宪兵打断他的话，命令达兰。

　　十分钟后，端纳跟着达兰来到日本宪兵面前。两年的集中营生活，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端纳的面孔，他满头白发，腰背佝偻，步履艰难，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日本宪兵紧紧盯着他的脸孔问:“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纳？那个在中国的端纳？”“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威廉·端纳。我呼吁你们讲究人道，改善伙食，增派医生……”端纳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宪兵们盘问再三，始终不得要领，悻悻地走了。看着他们走远了，端纳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非常感谢达兰巧妙地掩护了他。

　　在日军得知端纳在集中营的消息前后，盟军的情报人员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盟军直接向蒋介石通报了这一情况。事实证明，端纳绝不是什么“日本间谍”。于是蒋介石当即向盟军请求采取特别行动，在反攻菲律宾战役中，营救端纳。

　　1945年2月23日，盟军太平洋战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奇袭集中营。一队队美军伞兵从天而降，配合菲律宾游击队很快攻占了集中营，解放了所有被囚人员。端纳躺在一副担架上，被送上了盟军的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

　　蒋介石听到营救成功的消息，亲笔签署了一份欢迎端纳重返中国的电报，发到珍珠港。宋美龄派出中国航空委员会的专机，配备好医护人员和药品，直飞珍珠港接回了端纳。

　　1946年11月初，端纳的癌病迅速恶化。在他弥留之际，宋美龄在其床侧诵读《圣经》，在他死后，宋庆龄拨出上海宋氏墓地的一角，安葬了端纳。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