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育
叶青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这里是中国青年报、新浪网、中青在线两会联合访谈系列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杨庆育先生，另一位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先生，他们俩都是全国人大代表。
今天下午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国目前试验区改革的问题。首先请问一下杨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推出一些经济特区，现在我们又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这样一个试验区，这个试验区和以前特区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人把它叫做新特区，您觉得这个提法可以吗？
杨庆育：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不太赞同用新特区的说法，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综合配套改革和当时的沿海特区，它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首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不一样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比较强了，国力也比较强了，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了。我们在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区域之间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所以它所面临的环境不一样。
第二个，着眼点也不一样。当时搞经济特区，说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创造这么一个条件，以政策的优惠和政策的倾斜，使沿海能够得到发展。
第三点，从这次综合配套改革来看，你看它名叫综合配套改革，说明我们经过前一波改革以后，相对于我们以前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多应该从体制和机制上做文章，通过深化改革，通过解放思想，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我们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成功。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都不一样。
主持人：叶局长，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见解？
叶青：我觉得特区和现在的试验区有明显的区别，其实最主要的区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它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所以很多政策只能在特区范围内才能够执行。所以我们知道最早的特区是封闭的，比如说到深圳，除了凭身份证你还要有一个通行证之类的，所以它是在特定的区域实行特殊的政策，然后让经济有一个特殊的发展速度。
相反，现在的试验区没有政策的区域，所以没有政策也成为一个有政策的区域。所以我们省里面一个最新的提法，就叫做试验无价。很多人有顾虑，什么政策都没有我们怎么办？实际上他是赋予你试验权，随着试验允许你先做一步，做出了可能有失败，这个也可以理解，所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没有政策，你自己去创造一种发展的模式。
创造发展模式肯定有一个重点，我们武汉城市圈叫“两型社会”，就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我们所有思考方案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我们要发展制造业，是现代制造业，是不会破坏环境的，也要发展现代的服务业。重庆的主题是城乡统筹这块，所以要解决城乡经济矛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央制定这样一个政策，实际上就是让某些区域，条件比较好的区域先做一些事，这个试验如果成功了，将来可以在整个区域进行推广，比如说中部，可以在整个中部六省以这样一个模式去发展经济。
相比较而言，应该说30年前确定的一些改革思路，现在可能不太适用了，所以现在要面临一种新一轮的改革，要有新的一轮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我想这是试验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主持人：杨主任，您刚才谈到我们跟改革以前不一样，目前就重庆统筹城乡这样一个综合配套的试验，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样一个试验对重庆老百姓来说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实惠？
杨庆育：统筹城乡，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第一句话，我认为统筹城乡是从中西部的发展现状出发的，要实现科学发展，要实现和谐发展，就必须把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逐渐拉大的城市差距，通过我们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使这个差距逐渐缩小，使城乡居民都共同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我们的基本宗旨。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结合重庆的统筹城乡，我们2006年按照常住人口测算的城镇化率是46.7%，我们考虑到2010年要上升到55%，到2020年上升到70%。假设我们到2020年常住人口有三千万，那时候我们城市人口大致就应该有两千万，这个过程中客观上一批富裕的劳动力要转到城市里来，这中间大致有六个方面的环节需要考虑。他不具备相应进城市的素质，你要给他进行培训，培训以后你要为他创造就业岗位，然后你必须使他安居，还要使社会保障覆盖，城市的公共服务还要覆盖，最后就叫做弃乡入城了，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这六个环节我们当前抓的最主要一个环节我们认为是第二个，创造非农就业岗位。重庆市委市政府实际上在三年前就开始注意几种人，比如贫困人口，转业士兵，城市困难人口，农民工的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全免费，而且家庭困难的可以一年能拿四千块钱补助，这就是出于对他们进行培训，能够进城。现在从重庆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水平还很低，发展的速度还很慢，所以我们要思想大解放，进一步大开放，打造我们的城市经济，打造我们最大的内陆开放区，形成我们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战略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我觉得必须考虑在一部分富裕的劳动力向城市的转化过程当中，为他进行制度和政策设计，使他能够有序地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这叫做农村的一部分资源进城，但是同时我们还做新农村建设，这也是统筹城乡非常重要的一步。从当前中西部农村来看，整体情况我觉得还比较差，怎么把城市资源组织到农村里面去，就是我们在考虑统筹城乡方案的时候要双向对进，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有很多制度都需要改，有很多政策需要进行设计，我们抓住了六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比如最近大部委制已经出台了，我们重庆提了一句话，就是政府机构在调整和职能转变的过程当中，怎么使我们政府的服务和管理从城市到农村进行覆盖？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重庆统筹城乡来说非常重要。第二个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三个是公共财政的改革，第四个是金融制度的改革，第五个是规划制度改革，第六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基层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三点是我们2008年的重点。
你刚才提到老百姓有些什么实惠？如果说我们统筹城乡真正能够做成功，我觉得老百姓的实惠应该是很直接的，用一句很通俗的话，大家的钱应该更多。我们改革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使我们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随着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老百姓居住的水平逐渐有所提高，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我认为公共服务领域里面能不能够均衡，是我们衡量全面小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总之一句通俗的话，就是说我们只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我们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就能够使老百姓越来越满意。
主持人：像您描绘的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大概会在什么时间做呢？
杨庆育：真正要实现统筹城乡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从我们市委市政府目前初步的考虑，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本届政府到2012年，2012年人均GDP能够在现在人均2000美元基础上翻一番，到4000美元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到55%，非农业就业岗位进一步提高到65%，我们现在考虑叫做城乡居民的收入大致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增长到70%左右，这是一个阶段。
作为统筹城乡的制度和机制的设计来说，我们提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统筹城乡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6个方面的制度改革，能够在这5年当中得到结果，它的综合配套效益能够初步显现。
第三阶段，到2010年，全面建成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自主框架。
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叶局长，武汉和长沙那边，我们两个城市群搞的这个试验，好像主要是围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这是不是意味着要用更少的资源，建出一个老百姓生活环境更好的这样一个城市？
叶青：对，因为武汉城市圈和长沙在中部是经济比较发达，制造业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像武汉市是所谓的“8+1”，1就是武汉这样一个中部的特大型城市，去年GDP达到3100个亿，周围8个城市是中小型城市，比如说有黄冈，鄂州，仙林，孝感等等，就围绕着武汉在100到15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集中了湖北比较重要的工业城市，所以就成为了武汉城市圈这样一个发展地带。
在湖北来说，武汉城市圈的GDP占全省的60%，但是它土地的面积只占三分之一，人口只占50%，湖北六千万人口在武汉城市圈大概三千万，我记得这三千万好像跟重庆差不多，相当于在武汉城市圈这个范围内，人口跟重庆是一样的。
在这样一个区域，它的任务可能跟重庆有点区别。我们就是要发展制造业，现代制造业，同时要把资源节约好，环境保护好。所以我想国家设这么一个试验区，实际就是要早一点避开像沿海一些发展的误区。比如说我们知道太湖，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为什么经济越是发达，污染越是严重？能不能避免这种状况？所以中央在中部设这样一个新区，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同时能不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在中部找个地方试验一下。所以我理解中央设这么一个试验区，主要是想找出一种科学发展道路。
武汉城市圈虽然主要说构建两型社会，我们省领导也说了，主要要吸收各省的先进经验，好的做法。比如我理解的，像浦东新区，它现代的服务业，金融业，我们要学习；比如说天津滨海新区，它现代制造业高度集中，科研的转化基地很强，我们也要学习；成都，重庆，城乡统筹，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武汉城市圈有33个县，而且这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比较贫困的县，特别黄冈很多老区，将军县什么，这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所以我们也同样存在统筹城乡的问题。还有长沙，城市一体化也做的很成功，我们武汉新区也要向他们学习。
你刚才说到未来会怎么样？我的设想，未来这个区域大概六万平方公里，应该成为中部的一个产业密集区和经济发达，人民比较富裕的一个区域。因为武汉的郊区实际上主要就体现在外环线上，这个外环线有188公里，这个外环线基本上是武汉的远城区的一个圈，再往外就是8个城市。所以将来在这样一个188公里的高速公路，外环线上，我设想建立对环境没有破坏的产业。所以这个区域将来产业发展，产业结构是比较合理的，有污染的一些企业，在这个地方小的都被关掉，大的进行改造，有的一些企业是不再继续发展的，比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叫武钢，武钢现在要搞一个新的钢铁厂，因为在沿海成本可以降低一些。所以说要解决污染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我觉得主要几个方面，一个交通便利，第二个就是各种通信成本的下降，第三个就是就业机会更多，还有像金融服务方面会更加便利。从交通问题来说，现在武汉也修了轻轨，正往两头延伸，有的就准备延伸到孝感市，这样的话人们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可以适当分离，不一定老是集中在大城市工作，所以这个对于人才的流动，对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交通便利以后，人们对工作的选择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想如果对未来做一个描述，主要是这样一个景象。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对外地人来说，他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1+8这样一个城市圈，这跟我们以前传统概念中一个大城市和所谓一些卫星城类似，是这样一个关系吗？
叶青：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过去武汉周围一直就是有一些城市围着它的，比如在十年前我们还有一个叫武汉经济协作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长江中游的城市群，包括河南信阳，江西九江和湖南岳阳，所以过去是按照自然经济的联系大家走在一起。现在这次几个城市走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是带有一定的行政上的色彩，是由国家来指定的。所以我跟武汉的干部说，过去的武汉是湖北的省会，现在的武汉已经不仅仅是湖北的省会，而是九个城市中的一个核心城市，所以现在任务不是把武汉的经济发展起来，而是要把九个城市的经济一起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给你们的任务。它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城市怎么发挥它的一种核心和辐射作用？将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城市，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行政区划的问题。好像发改委搞了一个远景的中国经济区的发展，我的印象里将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20个城市圈，并且主要都在中部和东部，所以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主持人：杨主任，现在一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刚刚您讲到农村和城市一道发展，他说好像重庆以前有一项改革，涉及到把土地拿过去建成别墅，然后又说这是种地的。这个土地怎么扭转，这方面我们重庆有什么样一个政策框架出来呢？
杨庆育：这个事我们统筹办做了一个调研，和实际反映的情况不一样，其中修别墅所占的地是非常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经验，应该总结。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土地。土地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的农民是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而生存的，随便你做什么东西，你不能使农民的收入减少，甚至要使他们按照发展改革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增长趋势，还要得到相应更多的增长。所以统筹城乡不能够去剥夺农民的利益，这是基本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你打着土地改革的这么一个旗号去侵占农民的土地，我觉得我们这个统筹城乡就会失败，必须这是一个前提。
但是现在我们农村里边的土地，以重庆为例，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2006年我们户籍人口3199万，农村人口2350万，我们的耕地3360万亩，人均耕地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亩三分地。我觉得在认清土地的基本性质的前提下，就按照国家的有偿、自愿、依法这么一个前提条件，在土地的条件上可以做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先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农民的宅基地是解决农民居住的问题，从理论上能不能够对应，使我们的宅基地和他在城市里面安居房之间的关系能够挂起钩来，可以做一些尝试。承包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东西，它能不能够和城市里的社会保障挂起钩来，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即便你使我们某一个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干活了，你不能保证他的公司不破产，他破产怎么办，地又没了，所以承包地应该对应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适当做一些探索。
第二点，要发展我们的现代农业，要推动新农村经济，在土地规模和集约化问题上我们应该做一些思索，但是这里面就比较敏感了。举个例子，比如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能不能够做一种股份来组建公司？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可以在一定的风险控制范围之内进行一些尝试。为什么叫风险呢？它有风险的。比如你把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份入股一个公司，既然是一个公司，就应该受到公司法的制约，没有哪一个人他有这个本事，说我所经营的公司永远不会垮台，永远不会破产。你既然是公司，就要面对市场经济，就要面对市场竞争，就完全可能在市场当中破产。如果说破产以后，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又必须要对入股的资本进行侵犯，侵犯到土地经营权了，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就没了，所以这叫可控的风险。比如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关注到我们公司的运营情况，在公司和农户签订有关章程的时候，把他的风险控制到最小的程度，再制定一些例外的条款，同时政府加强监督。但如果说广泛开展这种工作，政府肯定没有这么多精力了。所以在土地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基本想法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区两个县，在土地问题上他们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我们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土地流转中心，它就能够对那些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我们城市的公司来进行经营，成片的进行经营，他可以带着农民的利益和他们谈，这样就比你单个的农民去谈，风险就降低得多了。
从市委和市政府的角度，我们现在一个基本想法，就是鼓励我们的区县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土地规模化或集约化经营进行探索，但是我们有两个底线，基本农田，基本耕地，国家所规定的，这个是不能动的。基本的粮食产量，是不能少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能不能够把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用地之间进行一种考虑挂钩，进行改革试点呢？这是我们方案里面有所涉及的，当然我们希望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一些试点权，使我们在土地上面能够总结一些经验，尽量规避风险，尽量少走弯路。
主持人：现在中国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个实验改革，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前的经济特区的建设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它面临一些新的体制上或者制度上的困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才提出目前这个实验区建设的方式？
杨庆育：我觉得时代背景已经不一样了，以重庆为例，我们现在面临和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第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三十年前没有提这些东西。第二，西部大开发，这是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西安提出来，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这个战略，现在要进一步加深西部大开发，肯定是有重点的进行推进。第三，城乡之间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三十年前也不存在，我们去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之间的比差已经到了3.6：1，全国我估计也就3.3：1吧，这个落差这么大以前也没有。去年3月8号胡锦涛总书记给我们做出了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率先在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这些要求出发，都和我们以前的背景不一样了，还有一点，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一个新要求，我们面临的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这么一种背景下，结合东部和西部、中部的特点，分别在东部实行综合配套的改革，在中部实行两型社会的配套改革，在西部实行城乡统筹的配套改革，我认为这是中国新一轮改革拉开帷幕的基本标志，同时也是随着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提出来的要求。
主持人：类似这样的实验区还会推出来吗？
杨庆育：不是说一定要实验区才能进行改革，我们17大很明确，举改革开放之旗，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改革开放的义务，只不过国家为了使我们的改革能够成本更低，改革推动速度更快，积累一些经验，结合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在某一个方面进行改革方面的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叶局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两型实验区在整个国家改革当中承担了一种什么使命？
叶青：这种使命就是先行先试，就是说怎么样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经济，按我的理解就是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的模式。过去我们快字在前，好字在后，所以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现在把它倒过来，又好又快，首先要符合两型社会的要求，所以主要是承担这样一方面的任务。
主持人：杨主任，我想请问目前我们重庆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这个过程当中面临的主要体制上的障碍是哪些？
杨庆育：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像刚才涉及到的土地问题，涉及到的一些户口管制方面的问题，涉及到规划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在制度的设计上，甚至在有些法规的制定上，我觉得和城乡统筹的要求来看都是有参次不齐的差距和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试验区才需要在有些方面对它有所突破。所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我们6个地区，我提一个建议，叫应该给我们一个“试错权”，很有可能出错啊。应该给我们六个试验区更大的空间，像刚才叶局长在分析到我们改革和前一波改革哪儿不一样，我是非常赞同他这个观点的。应该把这个空间给我们更多，当然我们自己应该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小。对于我来说，我感觉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土地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本着积极稳妥的态度来对我们这些制度进行摸索。但是必须要搞清楚，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基本耕地，我们的基本农田，我们的基本粮食产量，在保证的前提下来进行探索，保护农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探索。
主持人：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叶局长，关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的看法？面临着体制这方面的障碍。
叶青：目前我觉得在武汉城市圈这个试验区里面，现在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打破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界限。经济学上经常讲一句话，区域的发展就是要避免把行政区当作经济区来看待。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会突破这种行政上的障碍的，但是现在大家还没有真正走到一起来，把自己看作是城市圈里面的一分子，总觉得你还是武汉，我还是黄石的，现在必须使得所有的干部和群众打破这种，就是一个经济体，这样才会真正发展起来，真正发展起来的话这方面障碍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行政分割，比如说武汉的企业如果要扩大他的生产能力，能不能走的远一点，现在都是总部经济和制造业基地分开的，从全国来说都是这种情况，研发基地放在北京，制造基地可以放在河北、天津滨海新区，但是现在往往行政上会有些障碍，比如你这种会影响我的经济总量，影响我的就业，影响我的税收，所以这些还是以行政区的模式去考虑一些经济区的问题，所以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目前我们正在做城市圈的规划，所以这是一点。
我今年到北京开会有几个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建议中央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中一定要下放改革权和试验权。过去我们说下放改革权，现在恐怕还要下放试验权。比如像昆山，它是一个县级市，但是我们知道它这个县是中国县里面最厉害的，百强县之首，几年了，去年GDP是1150个亿，净出口总额高达520亿美元。我们中部六省里面最强的两个省，安徽和湖北加起来，大概才310亿美元。它就是很敢试验，把自己当试验田，所以可以用八年的努力，在那个地方搞一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而且现在都是在全国前五名的规模。现在哪个地方改革了，试验了，经济就发展了，所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就是要激发各地发展经济，科学发展，勇于试验，勇于改革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快。所以我觉得障碍也好，或者新的思路也好，关键在中部来说大概是这样两个问题。
主持人：杨主任，重庆目前在解放思想这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杨庆育：我在上北京前，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重庆公务员当中进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放思想的一个大讨论。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应该说西部和东部的一个最大差距可能还是在思想解放上的差距，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我能不能够像东部那样，第一，深刻地把握住本地经济发展的特点。第二，能不能够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然后考虑借用国内的力量，甚至借用国际的力量发展我们的经济。这些观念都是西部和东部在观念差别上面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公务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是服务关系？管理关系？甚至很多的同志都认为公务员是高高在上的，企业家是受公务员管理的。这就不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
薄书记来了以后，看到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最近这段时间接待世界银行的行长，邀请了12家世界五百强亚太地区和中国区的总裁访问重庆，和我们座谈，引进项目。我们今年在直接利用外资这个指标上估计能够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两倍，迈出我们在大开放上的一个大步子。
所以你刚才说有什么具体措施，我觉得这里面通过学习，通过认识，通过对本地的把握，能不能够大胆的干，干好事，干成事，干时效的事，这对我们重庆的公务员来说是我们当前解放思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叶局长，现在我们注意到你先谈的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圈，在建设两型社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产业聚集区，我们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可能导致环境污染，这好像有一点冲突？
叶青：这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武汉市称为四大城，一个就是汽车城，第二个是钢铁城，第三是石化城，再一个就是科教城。从汽车和科教来说还好，影响不大，石化和武钢问题就比较大了，现在这两个行业是武汉的两个支柱产业，所以必须要在环保的前提下进行发展。搞这种试验区我觉得首先是一种人的思想解放。所以武汉市现在也在进行思想大解放，我觉得在武汉来说要有几个新的思路，一个就是要处理好招商引资与全民创业的关系，怎么处理创业和招商引资的关系，我觉得是两手都要抓。
再一个，要处理好污染的企业和保护生态的需要。如果这个污染企业必须是存在的，是不可少的，又必须生产的，我建议专门搞一个产业园。比如印染很会造成污染，但是分开的话成本会很高，而且印染又是客观需要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把它集中起来生产，搞印染的产业园，然后进行集中的治污，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产业链做大。所以这个问题我想都是要注意的。
主持人：据我所知，我们新一轮的试验有几个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浦东新区，二是天津的滨海新区，再就是我们重庆的城乡统筹，然后就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沙那边的，这四个是个什么关系？是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特别是在要政策的时候？
杨庆育：刚才叶局长在谈考虑自己制造业的时候，说有四个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任务相对来说就比较重。从重庆的情况来说，实际上重庆也存在武汉这样的情况，而且它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地区，但相对比较而言，重庆在城乡统筹的问题上面，任务就更加艰巨。所以为什么总书记给重庆定位的时候，专门说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相比较京津沪而言，重庆直辖市非常奇特，非常特殊，如果说按照中国直辖市的模式来看的话，重庆倒像一个比较标准的中等省份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感觉这两个东西，第一，中央政府是从我们的地方一些基本的特点出发来考虑的，第二，我们之间都有一个互补和相互学习的问题，比如说武汉城市圈在考虑两型社会在统筹城乡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区，我们也要把他们综合配套，考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这个功能，我们也可以吸收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有自己的重点，但是我们相互之间又可以进行补充，互补，这样使我们综合配套改革的综合效益更加强。
主持人：叶局长，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叶青：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经济发展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分别来自于中部和西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部和西部在发展经济上很缺少东部那种内在的冲动力和很优势的区位。所以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东部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参与感，像温州人人都是大老板，这个确实要引进到中西部来。
像你刚才说的中西部的四个实验区，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大家都是在中西部这样一个平台上，发展经济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只是可能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也不是说只顾一个方面另外其他方面都不管。重庆也面临着节能减排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某个城市，而是全国性的问题，这是中国对世界责任感体现的问题。但是我们各个实验区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大家取长补短，交流一些经验。
重庆发改委杨主任在这里，我今年到两会带来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中央构建大三峡地区，因为这个区域现在大概有22个县，它都是以三峡库区作为共同的特征。我在网上查了，重庆对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很早就开始关注，也开始向中央申请一些政策。湖北这边我觉得相对弱一点，所以我这次建议跨省市的三峡区域的经济发展，应该上升为国家级的经济区，就是提前进行保护。有人反对我，说你搞经济区把生态都破坏了，其实我是想避免像太湖这种结果，提前进行介入。有的地区是限制开发的，人要搬出来的，有的是禁止开发的，完全不能有人在里面。我这个建议不知道杨主任同不同意。
杨庆育：可以，很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下午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今天访谈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