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现代人从何起源？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向记者透露了最新研究成果，“河套人”将成为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河套人”：古人类化石
记者最近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采访获悉，从这处遗址发现并享誉国内外的“河套人”化石，是远东地区发现早的古人类化石。
萨拉乌苏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创办人桑志华到萨拉乌苏考察时，在当地牧民引领下，采集到许多动物化石和3件人类股骨化石。
1923年，桑志华与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再次到萨拉乌苏进行发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清理出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并从发掘到的化石中认出一枚人牙。经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将其命名为“the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但中文误将“ordos”译作“河套”，于是“河套人”便成了鄂尔多斯古人类的代名词。
杨泽蒙介绍，法国专家在萨拉乌苏发现的“河套人”化石，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发现的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
据杨泽蒙说，上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一直未发现确切的和古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加之受“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中国及亚洲地区究竟有没有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标志的早期古人类活动行踪，还是个悬而未解的谜。
“河套人”的发现，不仅以事实击溃了有关“中国无旧石器文化”的谬误，还从此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帷幕。在此后短短几年内，“北京人”“山顶洞人”相继被发现，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一。
杨泽蒙说，继桑志华等人发现“河套人”之后，我国科学家又多次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考古和地质考察。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10个较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点，分布在萨拉乌苏河沿岸约40公里的范围内。加上一些零星发现，共出土人类化石、石器等文化遗物600多件，其中保存在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有200余件。
已发现的“河套人”化石主要有额骨、顶骨、枕骨、下颌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胫骨、腓骨、门齿等。发现的石器其原料主要为石英岩和燧石，除了石核和石片外，经过加工修理的石器占有相当数量，大体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3大类。
“河套人”生存年代大幅度向前提升
随着专家对鄂尔多斯“河套人”测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河套人”生存年代的认识渐趋一致。这一生存年代比过去至少提前了3.5万年。
这一最新研究成果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中国地震局研究所专家伊功明等，近年来依据地层沉积相变化和绝对年代控制，并采用同位素热释光方法和同位素光释光方法，确定“河套人”生存年代约在距今14万至7万年间。
据杨泽蒙介绍，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学术界一直认为“河套人”生存于距今3.5万年左右的全末次冰期(玉木冰期)中某一暖期。如今，随着专家对新的测年研究结果的确认，这一传统看法已被全新的“河套人”生存于距今不晚于7万年前里斯-玉木间冰期的认识所取代。
杨泽蒙说，随着“河套人”生存年代大幅度向前提升，原本在人类进化史上并不占显赫位置的“河套人”，跃居为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所知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成为探讨亚洲现代人直接祖先的关键所在。
据杨泽蒙介绍，从解剖学上看，已发现的“河套人”化石的体质特征形态比尼安德特(人类进化阶段的早期智人代表)类型的人类化石更为接近现代人，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也就是更有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目前，古人类学中有关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多地区进化学说与出自非洲学说的对立上，而人类化石是最直接的证据。目前出自非洲学说最有力证据之一，就是在亚洲西部的远东地区，发现了大约10万年前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化石(即晚期智人)，而中国过去发现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化石年代仅为3万年左右。
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的关键，就是那些距今5万-10万年前的、带有丰富体质形态信息的人类化石。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河套人”生活的年代应该为距今7万-14万年，正好处于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课题的要害所在，同时支持了古人类研究中多地区进化学说的理论。换句话说，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人并非源于非洲。
杨泽蒙说，伴随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不仅中国现代人是从何起源的这一困扰学术界近一个世纪的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且该人类集团中所特有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也将有一个合理的答案。
对“河套人”面貌认识还很不到位
杨泽蒙说，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微生物学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河套人”，目前对其还未进行过正式大规模的研究，对其认识很不到位。
据杨泽蒙介绍，从上世纪20年代在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遗址发现“河套人”至今，我国对“河套人”的研究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本地区的活动情况上，围绕“河套人”和萨拉乌苏遗址开展的考古学、古人类研究还不系统。
杨泽蒙说，“河套人”与萨拉乌苏遗址展示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社会进步，学科发展，以及对“河套人”和萨拉乌苏遗址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很可能开启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世界性研究课题，科学家将从这座迷宫中破解更多密码，获取更多信息。(记者丁铭)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