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2003年的遭遇，跑运输的王立刚一家人在村里应该过得很舒适。

　　尽管王立刚所在的桃山村参加了“大病统筹”，他一家依旧没有逃过“因病返贫”的劫难；尽管国家针对感染非典并发后遗症人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王立刚在求医途中仍然遭遇了种种尴尬；尽管文中提到的校长、病友们，还有社会的方方面面伸出了援助之手，但王立刚一家五口的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看上去，王立刚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压力，而事实上，这两年，王立刚和家人承受了更多精神上的痛苦。陪妻子去找工作，王立刚看到了太多异样的目光；去上面争取各种待遇，也遭受了一些莫名的嘲讽；一次次向父亲伸手要钱，作为儿子，王立刚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王立刚在村里感到孤独，整个村子甚至镇子里再没有其他曾感染非典的家庭。对股骨头坏死的所有知识，以及国家对感染非典并发后遗症人员的所有政策，王立刚都是从住在城里的病友那里知道的。

　　虽然在2003年的那次事件中，农村人口只占极小部分，但正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对闭塞，新型合作医疗体制还未完全到位，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像王立刚这样生活在乡村角落里的年轻人和他的家庭，更不该被忽略。

　　这种关注既包括物质上的资助，更包括精神上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