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因为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一位农民工被拖欠了22600元工资，面临“两个孩子要上学、妻子要看病”的窘迫境遇，不得不这样哭诉。虽然，在义乌市有关机构帮助下，他拿回了工资，但与他遭遇同样困境的农民工却不一定有他幸运。

　　今年9月，公众舆论聚焦到一个名叫王斌余的农民工身上，他的遭遇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引发了广泛的“罪与罚”的讨论，在谁该为王斌余杀人承担责任的社会反思中，人们似乎形成了共识：农民工的遭遇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实现公平、追求进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十字路口，我们该何去何从？

　　17岁进城打工，饱尝了欺辱与辛酸，“数次讨要工钱未果，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王斌余的经历，既包含着杀人犯罪的极端性，也包含着社会转型、制度缺欠情境下孤立无援、寻求自救心理的普遍性，因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

　　据义乌市总工会副主席赵岚介绍，目前农民工遇到的主要是工伤不赔偿、工资拖欠问题。事实上，在劳资纠纷中，形成了这样的情形：一方是老板，有钱有势，工资多少，发与不发，福利几何，全凭他一句话，转念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是农民工，无钱无势，没有知识，没有依靠，面对拖欠工资、工伤不赔偿，只有自己品尝命运苦果。

　　也许，农民工可以找法院，但打官司所需要的时间、人力、财力，不是一个农民工所能承担得起的；找劳动部门，常常缺乏手段，帮不上、帮不了。事实上，包括王斌余在内的很多农民工都尝试过、寻求过这样的路径，但均失望而返。

　　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张龙米，干了一个月活，突然包工头“跑了”。没有劳动合同，没有老板踪影，劳动监察部门管不了―――在很多地方，像张龙米一样遭遇的农民工只能以泪洗面。在义乌，通过工会出面，他讨回了工资。

　　其实，所谓的义乌模式，没有什么玄机，只不过，他们在农民工权益受损时给出一条组织表达和制度解决的路径。而不重视这些问题，就会导致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畅，工人跳楼、老板被杀这样的极端事件，把一个个震撼心灵的问号留给社会。

　　我们常常听到关心某一群体的呼吁，比如，城市贫困人口，比如，下岗职工。正是通过呼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一个群体的境遇，表达了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今，长期处于边缘弱势状态的农民工成为了重点。但是，与很多群体不同，倾听他们的声音，重视他们的诉求之外，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改善2.1亿农民工的制度安排，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平等权利，改进维护权利的途径、机制、效率才是更重要的。制度的关怀才是最大的关怀。

　　义乌，以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著名。当地官员将未能解决的劳资纠纷形象地比喻为“火灾隐患”和“定时炸弹”，可见对此问题的清醒认识。各地工会确实要改变只是“唱唱跳跳，发发戏票”以及在劳资关系中“失语”的状况，尽管消除“火灾隐患”任重道远。

　　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严峻的现实下，发生在义乌的故事如同吹响了号角，呼唤这一希望的号角在更多地方吹响，而且更加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