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要我认命呢？”来自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的宋佩佩，在听到父亲“认命吧，孩子”的劝慰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通过互联网、电视，他知道了城市，知道了不一样的生活，因此，再像父辈那样“任劳任怨一辈子”，他是“怎么也做不到”了。

　　这是又一个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故事。过去，都市媒体涉及外地人、农民工犯罪，大多视为不稳定因素，加以渲染，其间，不乏包含歧视色彩的言语表述。今年以来，一些媒体一改过去的报道角度，不再以负面和不屑态度来面对农民工犯罪，而把关怀、同情投向了犯下杀人极罪的农民工，来自广西的农民工阿星，来自甘肃的农民工王斌余，他们杀人后，媒体更多地把焦点聚集到他们的“原本善良”。

　　这样一个叙述几乎让人并不陌生，它更像电影里的情节：宁静淳朴的小山村，天性纯良的乖孩子，最终在城市求生的碰撞、冲突中，迷失了自己，成了杀人犯罪嫌疑人。

　　现实是如此严峻，生计的艰难、求职的不易、欠薪的悲愤、救济的无力，一些舆论更愿意倾向于“杀人事出有因”、“责任全在社会”的道德逻辑，一家报纸这样告诫城市人：只有让别人活下去，你才能活得好。一家报纸感慨：农民工杀人“体现弱者共生主义诉求”。对此，另一家报纸反对认为：“以情绪化颇浓的道德色彩遮蔽了本该在场、准确而明晰的法律认知”，必然导致“杀人有理”论，这种逻辑蔓延，社会将会怎样？

　　在此，我们无意沉湎于遵从道德还是法治的讨论。无论怎样，这一现象让人扼腕叹息，也增加了城市与乡村、观念与文化冲突中的悲剧色彩。这些走向犯罪的农民工所传达的人生价值取向引起了我们的格外注意。

　　一群来自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魏村的年轻人，大不过25岁，小不过17岁，在省会石家庄街头，骑着摩托将一些妇女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抢夺，换成现金，被人称为“飞车党”。

　　在职业选择时，他们感慨“一辈子当保安，没什么出息”；回家以后，再次迈进城市，想法是淡淡的“已经习惯了在外头跑”；从北方到南方做工，感受是“适应不了气候，也吃不惯大米”。

　　以往，人们熟知的农民工生活，是他们艰辛度日，等到发工资的日子，匆匆赶到邮局，将这些血汗钱寄回家乡。年复一年，离家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亲情的关怀，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改善。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却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生活，比如，一分钱没往家里寄，却经常向家里要钱。对此，父亲是这样不解：老一代农民工每月挣500元，养活全家，新一代农民工每月挣400元，养活不了自己。

　　这是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账单：每月房租要150元，买香烟200元，上网费用100元，手机费用100元，吃饭费用300元，摩托车汽油费100元。如此算下来，每月微薄的收入不够日常开支，经济状况甚至生存意义上的困窘局面似乎在所难免。

　　一个被抓获的农民工说，涉嫌犯罪的初衷是“因为干这个来钱快”。据说，他第一次(涉嫌犯罪)是被别人怂恿的，第二次就有点“心甘情愿”了。

　　就像城市日渐扩大、长高一样，生活在变，时代在变，我们无意苛责新生代农民工，要像他们父辈一样，以自身苦累艰辛换来家庭幸福。事实上，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他们，也不再需要肩负这样的责任。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生活，享受人生。

　　同时，他们的异样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城市新居民，还没有适应、学会城市生活，在技能、竞争、选择方面，缺少优势，工资微薄，与自己的期望相去甚远。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收入与消费的失衡，让他们无法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对此，社会各界有责任帮助这群人，他们也有必要认识自己，早日适应他们向往的、不甘失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