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容易解决的问题，上午汇报给工厂领导，下午就解决了。”来自湖南的农民工曾广龙，正在试图将员工的意见通过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告知厂方，以期得到解决。

　　这一尝试的背景是，近年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制造业迅速崛起，被海内外一些人士称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几乎20年未变的劳动力价格，让重视自身价值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用脚投票”，离开了一些不肯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工厂，这些工厂就遭遇了“民工荒”；他们维护权利的愿望和诉求，已经让一些工厂和相关人士感到了“头疼”。

　　事实上，权利意识的增强，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出的群体特征和时代风貌。与前辈相比，他们不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而是注重公平、寻求合理回报。

　　相形之下，用工单位还缺少让他们表达诉求、维护权利的渠道、机会，所以，年复一年，每到年关，人们听到、看到的是，大量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新闻，因为拖欠，农民工戏称自己实行了“年薪制”。

　　因此，近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诸多努力。2003年10月24日，重庆云阳县龙泉村农民熊德明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反映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问题，一时间，举国关注。此后，让农民工拿到工资、回家过年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然而，实现农民工权利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一则新闻说，河南省郑州市规定，今年9月1日起农民工开始按月领薪。稍有常识的人知道，按月领薪在我国比较普遍，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就成为了新闻，确实让人百感交集。

　　如果说，自身权利意识的强化是一种时代进步的话，那么，如何表现、表达这种权利意识，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命题。我们试图在寻求一种“权利的表情”。

　　往往，人们习惯于情绪的宣泄、悲情的诉说，而不擅长用理性的光辉照亮沟通的道路；往往，人们更乐于寻找仗义直言的青天、懂得让步的开明人士，而不是诉诸合理、透明的法治程序。正因为如此，在平和、协商、谅解的气氛下，解决农民工权利问题的尝试显得弥足珍贵。

　　广东侪达制衣有限公司员工委员会，就是一个表达农民工权利诉求、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有益尝试。虽然，这一尝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还需要检验和观察。但这些农民工，无疑在接受着如何表达诉求、如何维护权利的启蒙和考验。

　　目前，中国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键期，社会矛盾增大，群体事件的诱发因素增多。因此，倡导平等、互利、协商意识，建立合理的沟通渠道，以此满足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的诉求，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