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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侪达制衣有限公司,和其他大批坐落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一样,每天在为各种世界名牌做着来料加工的活。和其他厂不同的是,这里正在进行着一个有关“员工委员会”的实验。
员工委员会实验
8月26日上午,侪达制衣有限公司饭堂内,坐满了看上去表情轻松的工人。他们没穿工服,随便找个地方,歪歪斜斜地坐着。这一天,来自两个新成立班组的工人,将分别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出来打工这些年,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说话……第一次,知道还有工人代表……”刚刚当选为所在班组员工代表的小刘,拿着麦克风,脸都涨红了。“员工委员会”本来叫“工人委员会”的,但厂方考虑到太“敏感”,就将“工人”改为“员工”。“员工代表将所在班组、车间工人的意见和要求汇总起来,集中反映给公司领导。”公司总经理张毅生用一句话概括了员工委员会的作用。“我们试图建立一种符合国情的劳资谈判机制。现在只是个开始,等真正见效,恐怕还要两三年工夫。”6年前,张毅生总经理一直在国有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生长在珠三角的他,深知农民工的艰辛,也切身了解到大量外贸加工企业老板们的“不容易”。员工委员会的成立,则是希望劳资双方能有更多的沟通和理解。
侪达制衣公司共有600多名工人,但只要问任何一个去年之前进厂的人,都能说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新名词。他们还知道“国际劳工标准”、“SA800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等。“这个厂不但收入福利好,还能学到不少新知识。”今年刚满20岁的刘莉,来自重庆的一个小山村。两年前刚到广东做工时,她在开平一家牛仔厂干。大约两三个月后,听老乡说,不远处的侪达制衣厂工资待遇挺好,她就过来了。
当时,劳工NGO组织深圳当代社会研究所正在这家工厂做企业社会责任培训。该组织负责人刘开明说,前期的铺垫主要是告诉工人有哪些权利,也告诉老板有哪些责任。
2004年10月,经过几轮模拟选举后,员工委员会的选举正式开始。活泼好动的刘莉,在竞选演说中,博得班组其他工人的喜爱和信任,以几乎全票首批当选班组的工人代表。按照之前的设计,每个班组选出一名正式代表,同时选出两名候选代表。“候选代表的设定主要考虑到制衣厂工人的流动问题,如果正式代表辞工,就由候选代表自然替补。”刘开明博士解释说。
去年10月至今,侪达公司的员工委员会已经运转了10个多月。“起初,所有的程序都要我们手把手的教。”刘开明说,很多工人更看重的是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而不是拥有多少权利。他们甚至不愿意为了选举等活动耗费时间。“工人用于实现自身权利而付出的时间和劳动,工厂要给一定的补助。”张毅生总经理说,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正在这里接受“民主启蒙”。
实验效应
来自湖南的曾广龙,这些年去过30多家各类制衣工厂。到侪达制衣公司后,他决定留下来。曾广龙笑着说,只有在这里,他感觉自己受到重视。此前工作过的30多家工厂,没有一家让他停留的时间超过一年。
去年10月,曾广龙不仅当选所在班组的工人代表,还成为整个车间共7名代表小组的组长。“一般容易解决的问题,上午汇报给工厂领导,下午就解决了。”曾广龙说,他们的工作程序是,如果本车间员工对工厂某个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就记录这些意见,并向工厂领导申请开会。在工厂主要领导参加的会上,员工代表会将员工反映的问题告诉工厂领导,并希望尽快解决。“工厂食堂问题,宿舍卫生问题,个别工序计件工资问题……”曾文龙给记者列举着员工委员会这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据说,因为工人的反对,侪达制衣公司去年以来共换了3任食堂承包者。“现在食堂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曾文龙感觉到员工委员会的力量。他说,在自己去过的那些工厂里,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罢工,或者是集体砸食堂。张毅生总经理说,有了员工委员会这个沟通平台后,工厂变得“和谐”了。
实验之难
“许多过去离开的工人也回来了,还带来亲戚朋友。”张毅生总经理说,即使在去年整个珠三角缺工最厉害的时候,他这里也没有闹过“民工荒”。与此同时,伴随着侪达制衣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逐渐传播开来,主动上门的国际订单也多了起来。
但张毅生和他的老板不敢再接新的订单了。“我们现在只做到60分(及格水平),就已经让工厂减少了几乎一半的利润。”张毅生说,他现在只能接一些技术含量和较高的订单,惟有如此才能从国外挣来相对较高的加工费。
张毅生对“企业社会责任”这几个字理解得更为通俗,“就是把本来要给工人的待遇和工资给他们”。但他更清楚,如果把这些都还给工人了,大多数外贸加工企业老板就会破产。“跨国公司之所以敢把订单价格压得越来越低,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多,农民更多。你广东人不做,江西湖南会有人做的。中国人不做,越南泰国也会有人做。”张毅生的眼里,显出一丝无奈。
张毅生介绍说,以往,跨国公司还预付30%的订金,如今订金也没了。在激烈的竞争下,本来只有3%~5%利润的外贸加工企业,不得不承担更大的风险。
在张毅生管理的工厂,多年来为美国一些品牌做来料加工。生产旺季的时候,工人的月工资最多可以拿到1800元,淡季的时候也有600元左右。这其中,工人的加班费占到约30%。记者了解到,在整个珠三角的外贸加工企业,工人的平均月收入为600元~700元,其中加班工资通常占到总收入的50%。
即使这样,张毅生仍然强调自己管理的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只做到60分”。在侪达制衣公司,每周至少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每天最多加班不超过3小时。“大部分的工厂一周里的休息时间只是周末晚上不加班。”曾广龙这样述说自己外出打工8年间的遭遇。
记者了解到,侪达制衣公司目前的利润差不多只有2%。“万一哪一次因为天灾人祸的原因而超过了工期,高额的违约赔偿就足以让这家公司破产。”张毅生只能盼着这种状况不要发生。
更让张毅生担心的是,工人对员工委员会的热情究竟能保持多久?“许多初中还没毕业的农民工,接受起来还有难度。”张毅生说,许多人更在意的是每个月能收入多少钱,而不是有没有安全生产保障等。此外,员工委员会本来是代表工人的组织,但现在的格局基本上还是在工厂配合甚至领导下的组织。“一旦哪一天老板不能再忍受工人们这样那样的要求了,是不是这个员工委员会就该解散了?”自称“还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张毅生苦笑着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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