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就坐在宿舍台阶上哭，觉得熬不住，特别想回家”。来自河南省滑县高平镇周谭村的周国允，在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全国劳动模范等耀眼的荣誉之后，这样清晰地描述自己的艰辛经历。他难忘“不小心把指甲盖砸掉了，晚上睡觉钻心疼痛，心想哪怕要饭也要回家”。

　　家，是一个温馨的字眼。离家的日子，尤其是在孤独、冷漠的氛围里，才会格外想家。农民工进城，也充分体会着这份难以避免的生存艰辛和人情冷暖。正因为如此，他们格外盼望“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今，农民工群体中逐渐出现了一些获得“杰出”评价的个人，他们以出色表现赢得了鲜花和掌声。近年来，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杰出青年这些参政议政以及表彰贡献业绩的群体中，逐渐出现了农民工的身影。应该说，这是对一个群体作出合理社会评价的晴雨表，历经20多年的艰辛奋斗，农民工这一群体终于获得了时代的承认。尽管，这一承认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因此，一些农民工在获得显赫声名、巨大荣誉之后，并不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样，表现对命运的感激、精神上的格外欣慰，相反，他们屡屡提及、念念不忘的，依旧是曾经的心灵苦痛和生存艰辛。他们的笑容里，依然包含着沉重的生命感受。甚至，应该露出开心笑容的时候，他们可能笑不起来。这是因为，他们深知，获得成功的，仅仅是少数人，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大多数人的境遇仍不容乐观。

　　山东泰安的王元成，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每年来北京开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进工地，看看农民工兄弟，听听他们的声音。这件事情的意义，恐怕不是一句“不忘本”所能涵盖的。

　　其实，即便是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王元成也能听到农民工的求助声音。比如，2003年3月，他认识的一个农民工因为暂住证问题而要被警方“收容”。那天，王元成是手里拿着全国人大会议的出席证走进派出所的，只为了让有关部门“手下留情”。

　　同样是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不能让收容遣送成为对付农民工的手段”，这一感慨，来自他身边发生的农民工被收容事件。

　　未来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走在街上，就可以被强行送进收容所，并要自己负担路费被“遣返回乡”。

　　如今，收容遣送的阴影已经消失于阳光之下，但他们依然会受到暂住证的困扰。对此，即使成为了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杰出青年，这些对农民工境遇感同身受的人们，也依然会面色沉重，黯然神伤。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们曾经是那样崇尚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成长模式，希望这样能够“天降大任”。而在注重公平、效率的现代社会里，这种人为的艰辛、苦痛、隔膜，往往越少越好。

　　当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新航站楼等等知名建筑与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周国允和他的伙伴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里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阴影，多一些笑容，少一些痛苦？城市里，针对农民工的居住、就业、子女入学等管理政策上，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限制、排斥的阴影，依然随处可见。而解决这些问题，尚需付出更多努力。

　　所以，我们更愿意这样理解，农民工受到重视、肯定和善待，体现着一种时代进步，应该为此感到鼓舞。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农民工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扛起重负的双肩托起了现代化进程。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推动了经济增长，是埋头苦干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