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物理学家赵忠贤，是辽宁新民人。曾有人让他给年轻人传授些成长秘籍，他讲的是个“大实话”：如果能把生计与个人兴趣结合起来，不失为一个理想选择。
他自己的经历恰是如此。
研究高温超导是赵忠贤的兴趣，也是他的职业，并为他在科技界赢得诸多荣誉和称号：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9年、2013年先后两次获得有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之称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17年1月又获得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一辈子专注超导这一件事，厚积薄发，成果、荣誉纷至沓来，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回首往事，赵忠贤却说自己年轻时，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拿什么奖，甚至直到上了大学，也未曾想过自己最后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前不久，在中科院一场“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上，赵忠贤说，他只是沿着自己年少时的兴趣轨迹，肩负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一步一步走下去。
（世界第一台“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车”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正式通过国家级验收。图为专家组首席专家甘子钊院士（左）和该课题责任专家赵忠贤（右）兴奋地登上实验车。视觉中国供图）
一本科普杂志成为与科学结缘的起点
赵忠贤是1941年生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一代人是最早一批“祖国的花朵”——上世纪50年代，电影《祖国的花朵》火遍大江南北，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之广为传唱。
他对于科学的热爱，也是在这种“又红又专”的环境下渐渐培养起来的。
1956年，他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正是那一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这对一个中学生（兴趣选择）的影响是很大的。”赵忠贤说。
一本苏联杂志中译本的《知识就是力量》，就这样闯进他的高中时代，成了他与科学结缘的起点。
在那个学理工很时尚、科学工作受人尊敬的年代，他借由这本科普杂志，以及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影响和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而喜欢上了科学。
如今算起来，赵忠贤从事探索高温超导体研究已有40个年头，有人说他把冷板凳都坐“热”了。在他看来，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对超导研究）越钻研却越有兴趣，已经喜欢上它了，甚至是‘有瘾了’”。
如今，已经77岁高龄的赵忠贤，依然愿意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他说，这种科研工作的确是几十年如一日，能坚持下来，绝不是来自外力的强迫，而是因为简单的“热爱”。
1959年，赵忠贤如愿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虽然那时学校的硬件条件不如现在，几百人上大课，坐在角落里面甚至听不清楚，暖气还没来的时候，大家就集体跺脚取暖。但这并未阻挡大家求学的热情，“老师依然认真地教，学生依然如饥如渴地学”，上大课一样可以学得好。
有一次，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先生来学校作报告，学生们就坐在操场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郭沫若在临时搭的台子上主持会议。就在那次会上，钱三强讲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故事。
那是1959年，距离这颗人造卫星发射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在场的年轻人听到里面的故事，依然掩饰不住兴奋，这其中就包括赵忠贤。
他至今记得，钱三强作报告时提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苏联政府就从前线调回一批年轻人，让他们到后方学习，那同样是一个艰苦的环境——有时候就在走廊里上课。后来，这批人中很多人成了苏联“两弹一星”事业的骨干。
这些让还是大学生的赵忠贤意识到，对待科学除兴趣和热爱之外增加了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
后来，赵忠贤从事探索高温超导体40年，他说，之所以坚定选择高温超导作为终生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理由：一、它是科技前沿，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二、它一旦成功，有很大应用价值。三、探索过程中，它还能解决跟超导有关的其他问题。
不做“满分学生”，用多余时间开拓视野
在学生时代，赵忠贤始终有感于前辈名家的治学精髓，钱三强、华罗庚等老一辈科学家都曾在他的成长道路上留下印迹，不管是他们的讲演报告，还是授课“金句”，对赵忠贤那一代的中科大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上都很有影响。
比如，钱三强先生曾经提到过，他喜欢“四分的学生”。治学之道正与这“四分”紧密相连。
赵忠贤说：“当时我们听了（四分学生的说法）很高兴，因为五分太花精力了，不过于看重分数，就有多余的时间去开拓视野。”
再如，华罗庚先生针对治学问题，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学习》的文章，其中写了四点：独立思考；练好基本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锲而不舍，勤奋刻苦——顽强刻苦的精神。
这四点对那一代学生的学习和工作影响深远。这其中的“独立思考”，赵忠贤还从一位大学老师那里找到了佐证。这位老师是物理学家张宗燧，张先生给赵忠贤上数理统计课时，讲到“系综”问题，直言他不同意某一个著名学者的观点。
“这个（直言）对我们大学生来讲，是很遥远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象，即科学是在交流、讨论和质疑过程中创新发展的。”赵忠贤说。
多年的科研和学习过程,赵忠贤深受老一辈科学家治学的影响。黄昆先生治学之严谨同样令赵忠贤敬佩。
黄昆先生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发言中讲道：“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要作到‘三个善于’，即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做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大多数开创性研究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和深奥，关键是确立少而精的目标。”
赵忠贤参加工作以后，就此给自己定了三个学习的方向：一个是通过书本学习；一个是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学习；一个是在实践中学习。尤其是最后一点，他认为，对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年轻时往往知识储备较少，唯一的优势就是不断在实践中去学习——
他曾经一边做薄膜，一边唱“洪湖水浪打浪”，最后用于实验的皮管爆了，弄得满地水——
虽然出了洋相，赵忠贤却在如何完善和改进实验设备方面受到很大的启发。在多次实践中，让他产生过一些新的想法，如，萌生了“怎么解决两层金属超导薄膜之间绝缘层的短路问题”，以及移植其他领域的技术到超导领域，最终得以实现。
现在年轻人基础很好，关键是要安下心来做事
至今，赵忠贤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先生手写的一首词，词名《喜迁莺》，上阕写景：平湖静，小河浑，册府半装新。檐前竹上腊梅薰，花信又初春；下阕抒情：去复还，研兼教，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超导贺高温。
其中，“去复还”，说明出国又回来；“研兼教”，是指做研究和教书……寥寥数语，把老一辈科学家为中华物理生根的志向表现得淋漓尽致。赵忠贤记得，彭先生曾经说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要通过“几代师生耕造”，来实现中华物理生根。
赵忠贤说，他这一代，不仅目睹了两弹一星的成就，还亲历了改革开放40年来科学体系的建立。“中国科技发展举世瞩目，最令我欣慰的就是‘我奉献了’”。
相比之下，当代科研的条件和基础无疑有了质的提升，然而，有的年轻人却迷茫了。今年，中科院物理所庆祝成立90周年时，请赵忠贤对所里的年轻同事讲几句，他想了想，说：“现在年轻人基础都很好，设备一流、经费充裕。关键是要扎下根来安下心做事。”
做什么事？在赵忠贤的眼中，需求，是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一个是国家需求，一个是科学发展的需求，两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上世纪80年代末（1986年~1987年），中、美、日三国科学家共同拉开“超导大战”的帷幕。那时，赵忠贤领导的超导研究团队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工作，最终在这一波研究热潮中，独立发现液氮温区超导体，并首次向世界公布元素组成，在全世界掀起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在他看来，搞科研最忌“急功近利”和“短平快”，设置短平快的目标，会有所收获，但很难做出像样的东西来。
“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么多的团队。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者解决一个核心的技术问题，加起来那还得了吗？”赵忠贤说。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赵忠贤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治学、修身，永远值得我去学习。
我先谈谈彭桓武先生：曾经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回国。大家知道彭先生在回国之前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的院士，彭先生回答是“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现在知道他回国就是为了中华物理生根。
彭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高炉里铸出的钢锭是裂的。彭先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通过这个理论模型推出一种工艺方案，使钢锭不裂。后来，现场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采取的办法和他的是一致的，也表明这个模型是成立的。彭先生说他的这个模型后来也用在原子弹研究中。
彭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急国家之所急，发挥自己专业特长，为国家需求服务，同时又发展了理论。
彭先生说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是“几代师生耕造”，来实现中华物理生根。
在我们读书期间最多的是讨论“红专”问题，现在有的年轻人问我什么叫“红专”，“红”就是思想好，“专”就是业务水平高。当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是很清楚。
钱三强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讲，他自己是先“专”后“红”，他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先参加革命，后来做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的同学是先“红”后“专”。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大科学家，我们都觉得高不可攀。
后来陈毅元帅有一个讲话，他说一个飞行员飞行水平特别高，飞机开上去跑了，这不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的思想特别好，水平差，上去被人打下来，这也不行。必须要能把飞机开上去，把敌机打下来，这就是“又红又专”，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是大家可以努力去争取做到的。
“红”不在于参加了多少政治活动，而在于内心深处的信念。“专”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在读书和工作中，我聆听过很多有名老前辈的授课和报告。
我有幸参加了聂荣臻元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听到了老院长周光召的发言，非常令人感动。
他说，第一，他的社会关系一塌糊涂，但是组织上还是信任他，让他去搞原子弹。第二，在第一次见到聂荣臻元帅的时候，聂荣臻元帅问他，哮喘的毛病怎么样了，这让他非常感动。他当时还不到30岁，一位元帅这么关心他，组织上对他信任，就更要全身心地投入，把工作做好。
大家知道周光召院长参加原子弹的工作之前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国际上的同行都奇怪这么好的文章，这个人怎么不见了，没有文章出来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为了国家的需求他调去搞原子弹了。
下面我谈谈在物理所工作多年的洪朝生先生。
就是他带领团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氢液化器，中国第一台氦液化器。这些技术也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如航天等。有了低温条件才有后来的超导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包括现在我们进行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以及一部分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洪先生回国之前在半导体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另外一位合作者第一次提出半导体杂质导电的概念，这个工作是半导体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后来安德森解决局域化问题研究的第一个实验结果。
回国前，钱三强先生通知他先搞低温。另外给了他10万块钱买一些设备。洪先生服从国家的安排，义无反顾地把低温条件建立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他在低温中心（现在理化所前身）建立了一个低温物理实验室。
杨振宁先生曾问我：物理所有没有搞极低温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洪先生同样想到这个问题。他对国家科学发展上未来需求的敏锐判断是很有前瞻性的。他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初衷不改，为国家奠定了低温物理与技术的基础。
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在研究过程中，越做也越有兴趣。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会非常愿意做它。
另外，就是坚持做某一事情有一个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上的升华。这个升华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有这种认识以后，你突然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往往说不清楚，有时你作这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就是对的。
以前的例子不说了。最近的例子，我们团队做出了五个1结构的铁硒基超导薄膜，临界参数都很高，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物理工作。这个新超导体是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院士发明的。我们是用水热法做出薄膜，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家，也是国际上唯一的一家。
但如果你问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用这种方法的，还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上面说的长期积累之后产生的直觉吧。
特别要指出，这40年大环境是安定的，非常重要。尽管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你还有别的选择，还可以翻身，打破瓶瓶罐罐重新来，仍然可以坚持。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红军的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精神感召下成长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我拿什么奖，我在大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当一个科学家。
中国科技发展是举世瞩目的。我自己觉得作为我这一代人，最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时赵忠贤院士的报告整理，有删节）
作者：邱晨辉，徐怀。综合中国青年报2018年08月13日11版《相信自己可以把冷板凳坐热》。
微信编辑：徐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