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下成长”项目找江赉，“名校长大讲堂”项目找柳咏，“青年讲师团”项目找刘卓芳……对上海的基层团组织而言，到团上海市委机关寻找活动对接人，通过“项目”找远比通过“部门”更管用。很多事情找项目组长，比找某个部门的部长还要精准、到位。
随着上海共青团改革的深化，一种打破传统部门管辖的执行制度在团上海市委机关推广开来。新的办法，俗称“项目化运作”——以品牌项目为主体，确定项目小组并遴选出组长，从项目推进、经费申请使用到人员调配，组长全权负责。
每一个小组，由来自团市委机关不同部门的成员、团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成员和优秀团代表共同组成。而组长，清一色都是团市委副部长及以下级别的年轻人。
“改革需要扁平化，我们要把过去层层布置、层层下放的工作方法，变成扁平化的工作设计，推倒部门‘隔墙’，让年轻人的创新思考可以直接传递出来并执行。”团上海市委书记王宇说。
有“财权”的副部长和科长
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昊是这次项目组组长遴选工作的牵头人。他记得今年年初团市委机关的年轻人争相通过“青春上海ACT+”系统报名的场景，“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某个项目的工作，只是单纯觉得感兴趣、有挑战，就自己上网报名了。”
团上海市委年初共确定了“爱心暑托班”“国旗下成长”“名校长大讲堂”“青年讲师团”等16个项目组。每个年轻人可以报两个“志愿”，第一志愿的项目组如果进不了，可以调剂进入第二志愿项目组。
组织部的一名干部主动报名参与“爱心暑托班”项目。这个项目在改革前，由团市委学校部牵头，与组织部几乎没有半点关系。此外，还有8名来自上海市团校、《上海青年报》的年轻人报名参加项目组，前者为项目执行提供理论和调研支持，后者提供宣传支持。
今年年中，上海新一批的团代表也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加入到各项目组。
“准备根据这些人各自的特点，把他们全都用起来。”团上海市委基层工作部副部长、“国旗下成长”项目组组长江赉觉得，就是要给团代表找好差事，让他们也有做团代表的“存在感”和“获得感”。
江赉自己也通过项目组的工作，刷了一把“存在感”。“国旗下成长”看上去只是每周末的一次全社会报名形式的升旗仪式，实际上，它涉及多个部门，有学校学生、学生家长，还有一大批两新组织企业的员工。最近一次“七一”升旗仪式，饿了么、美团点评、喜马拉雅FM等企业全都参与进来，快递小哥们带着来沪探亲的子女一起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小组长江赉还有“财权”。每次升旗仪式，他要考虑经费、预算等，每次花钱，他还要签字，“过去只要领导定方向，我去执行就好。现在我要通盘考虑全局，从1月考虑到12月。”
组织部的主任科员、上海团员青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征文项目组组长周勇也找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过去，他做一个方案、一个预算，要副部长看、部长看、书记批；现在，他可以直接拍板把钱花在“社会化动员”这个刀刃上。
年轻人的“新点子”派上用场
除了可以自由支配项目组的工作经费，年轻人脑袋里迸发出的“好点子”，也能通过项目组得到直接落实。这些“点子”往往使项目推进变得更接地气。
“名校长大讲堂”邀请了上海市一群名校的校长，来给“青春上海”“萌动上海”微信公众号招募的家长粉丝“上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长、项目组组长柳咏发现，最难的问题不是原本想象中的“请校长”，而是“让校长讲故事”。
“由我们机关干部整理校长的发言稿，重点总是集中在宏观政策层面，大家看了没感觉。”柳咏说，结果是“名校长大讲堂”项目组的组员、记者周胜洁帮了大忙，她总能在校长讲座中发现“故事”，她告诉项目组成员，公众关心的是一个个孩子真实的案例，而非政策解读。几次下来，柳咏也摸准了路数，每次开讲前总会提醒校长多讲故事、案例，少讲显而易见的道理。
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卓芳也在主管项目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党的十九大上海青年讲师团项目组是团上海市委一个全新的项目组，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项目组里有超过200人规模的讲师团，讲师全是基层团委的负责人、机关干部等，有的团干部行政级别还要高于刘卓芳，协调起来并不容易。
为此，刘卓芳与组员们商量，把讲师们分成30个课题组，实行组长责任制。每个课题组先把自己要讲的课题研究清楚，再接受演讲类培训、试讲，9月正式在全市开讲。
项目组组员、组织部年轻干部王云飞擅长用组织化的方式制订培训计划，并建议把讲师团培训纳入青年人才推进会的特色培训中。这完全出乎刘卓芳的预料，“只有把不同部门的人聚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才有可能真正破题”。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大上海青年讲师团项目组这次创新性地选择了3个“网红”来给讲师做培训。他们包括深受90后喜爱的党校老师肖鹏，《我是演说家》全国冠军熊浩，《历史的温度》作者、网红故事“馒头说”创始人张玮，“领导充分放权，允许我挑专家，而且同意每人只讲10分钟，打破以往一堂课讲一个多小时的常规”。
有了更多时间，部长做什么？
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伟发现，如今的项目组小组长们已经都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了。这在过去“部门一把手说了算”的时代，很难见到。但一个问题是，副部长都去做项目组长了，部长们干什么？
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子手下一共有6个工作人员编制，其中两人分别参加了城市文明志愿者项目组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组。他注意到，副部长吴凯铭加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项目组后，在没有任何人提要求的情况下，主动联系市容绿化局，争取到一笔垃圾分类工作经费，把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党政中心工作，“对外沟通更加积极、主动”。
而李子也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志愿者工作机制问题，夯实工作基础。今年，他筹划建设了志愿者信息平台、信用云平台，把志愿者全都“留”在了平台上，“以前志愿者招来，活动搞完，人就走了；现在志愿者要注册、登记工作时长、落实保障和激励措施”。
社会工作部搭建的志愿者工作库目前累计已有120多万人注册，这些精准的志愿者信息，成为支撑项目组运行的基础“大数据”，“今后，不管项目怎么变，平台都能提供支撑，所有活动和项目数据都能保存下来”。
“针对不同层级的机关干部，团组织用不同培养方式，通过新的工作机制大胆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通过更多渠道了解青年，更接地气地服务青年，最终才能形成青年人才全面开花的局面。”王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