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上班族一样，每天早上，陈星佑都会准时从位于南山区的家里离开，独自搭上328路公交车，穿过半个深圳，并在8点15分前到达位于福田区凯丰路上的这家喜憨儿洗车中心，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和正常上班族不同，陈星佑是一位重度智障患者，但在“喜憨儿”洗车行，陈星佑是一名正式员工，每天，他要和同为喜憨儿的几位小伙伴们一起，完成30多台车的清洗工作。
在小团队里，陈星佑负责清洗车轮，最初，他只能固定清洗一个轮胎，工作2年多后，如今，他已经可以独自完成四个车轮的清洗工作，还能帮着同伴冲水、打泡沫。
工作两年多来，陈星佑和他的伙伴们累计洗车3万多次。“喜憨儿洗车”这个品牌也从深圳走到了长春、银川等城市，拥有了9家分店。
想给孩子一个未来
喜憨儿是心智障碍者的代称，包括智障、脑瘫和自闭症人群等。据了解，喜憨儿在人群中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数据显示，在中国，喜憨儿家庭至少有1200万。
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创始人曹军就是一个喜憨儿的父亲，儿子在几个月时就被诊断为“轻度智障”。成为喜憨儿家长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曹军，那就是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即使有再多的财富，父母不在了，谁来照顾他们？这显然不是仅拥有财富就能解决的问题。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曹军在焦虑之余，开始考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他放弃了投资领域的工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国内外各地考察。
实际上，心智障碍者一直被认为是所有残疾人中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之一，曹军发现，传统的一些安置方式比如从事手工串珠子、叠纸袋，因为没有市场的刚性需求，仅仅靠义卖博同情，并不是能够长久的模式。虽然也有一些爱心企业提供少量岗位给喜憨儿就业，但对庞大的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严峻的是，无论是餐饮店还是工厂流水线，需要团队合作的岗位其实都并不适合喜憨儿长期就业。
“仅仅依靠爱心和道德是行不通的”，曹军认为，必须找到适合喜憨儿的工作模式。在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曹军觉得，洗车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和其他残障类别比较，喜憨儿劣势主要表现在思考能力的欠缺，而他们大运动能力并不差，能听、能看、能跑、能跳，这是他们的优势，曹军说，像洗车这样的工作，通过培训，喜憨儿完全可以胜任。“我们把洗车的流程简单化，简单到适合他们来做，一个人做不了，就团队一起上，把能力不同的孩子搭配在一起，适合擦玻璃的擦玻璃，能吸尘的负责吸尘，更主要的是，这些孩子看起来是死心眼、一根筋，但没有偷懒的意识，做事不厌其烦且特别认真，劣势反而可以转化成优势。
“心智障碍仅仅是某些能力不足，就像近视一样，有了眼镜，近视就不构成障碍。我们也要给喜憨儿做一副‘眼镜’，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曹军说。
曹军的想法得到了其他喜憨儿家长的认可，10个家长每人凑10万元，2015年8月，喜憨儿洗车中心正式开业，陈星佑等9名喜憨儿成为首批员工。
团队合作 能力互补
冲洗-打泡沫-擦车-冲洗-擦车，在正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五个动作，对这些喜憨儿来说，却是艰难的自我挑战。
为了帮助他们达到洗车所需的能力，曹军按实际操作标准自主研发了一个专供洗车使用的测评模块。这个模块以一般车型尺寸为标准，通过18宫格标线模拟出洗车所需的运动范围，训练和评测他们的观察范围和操作能力。
最容易观察和清洗到的中间部分，分值最低，四个角相对来说最难，分值也最高，曹军介绍说，通过这个系统的培训，这些喜憨儿的技能逐步得到提升。
而在实际的洗车流程中，根据各自的能力情况，曹军把这些员工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安排到洗车的不同环节，通过分工协作、团队作业的工作模式完成一辆车的清洗。像冲水、打泡沫等比较精细的工作会给轻度的孩子多分配点，重度的孩子可能只分配一个工作，像是清洗轮胎、倒垃圾等。
“在喜憨儿群体中，轻度心智障者孩子只占到5%，而95%是中度和重度的孩子，所以在选择时不能择优，要让能力最差的孩子们也能工作，虽然岗位不同，但这些孩子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因此大家的工资待遇也是一样的”。
平等对待，是最大的尊重
一个月工作结束后，员工们都能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2130元的工资，通常，这也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员工李纪政告诉本报记者，他要在这里好好干，多攒钱，将来娶媳妇。“我哥哥生了一个儿子，将来我要生个女儿，这样，我妈妈就有孙女了”。
除了工作，洗车行还专门聘请了两位特教老师培训孩子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文化课、精细运动、康复训练和体能训练等。从最开始由家长接送，在反复的练习下，这些孩子开始慢慢学会自己坐公交、挤地铁来上下班，有的孩子还学会了使用共享单车。
更让曹军开心的是，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忽视这些人喜憨儿的身份，这说明他们具备了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曹军看来，前来洗车的顾客要求其实不高，在价格相当的基础上，一是洗车的时间不要过长，二是干净程度不要打折，这两点，孩子们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
在开业之初，很多顾客会多给钱或者不要找零钱，碰到这种情况，曹军都要求孩子们退回去，他觉得，从商业的角度而言，这种行为不能长久，对其他客户而言，这也是一种爱心绑架。“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服务得到顾客的认可，愿意来这儿办卡成为回头客，这才能说明车行是成功的”。
所以，第一次有顾客问抛光打蜡能不能便宜点时，曹军觉得特别开心，“客户已经没有把我们当成特殊人群看待，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尊重，冲着这分平等看待，我当时就给他免了单”。
随着媒体的报道，如今，曹军和他的喜憨儿洗车中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除了慕名而来的车主，几乎每天都有患儿家长登门，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来这里上班。在办公室的一本登记册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上百名登记者的信息。
来自甘肃的种新来就是其中一个。因为脑瘫，种新来此前一直待在家里，虽然父母坚持带他做康复训练，但由于生理心理等因素，整个人变得越来越焦虑。偶然在新闻中看到了喜憨儿洗车中心，他告诉妈妈：“这个活儿我可以做。”这份工作让种新来的精神好了很多，今年春节，他还一个人坐火车回甘肃去看望了爸爸妈妈。
曹军说，一家洗车行能解决10多名喜憨儿的就业问题，深圳有近百个街道，如果每个街道办一家，就能解决上千名喜憨儿家庭的困难。实际上，对曹军来说，在深圳复制更多的喜憨儿洗车中心并非难事，有很多爱心企业也愿意一起来做这件事。真正难的是，洗车行运营起来的成本太高，除了员工工资，还有场地租金、特教教师的工资等不小的开支，他呼吁，有关部门出台的扶植政策能更好地落地，真正帮助他们把这种成功模式复制开来。
“就像盲人按摩一样，喜憨儿洗车，同样可以成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职业品牌。”在曹军的规划中，洗车行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如果还有盈利能力的话，我们最终目标想要创建一个托养中心，他们有能力工作的时候，就到洗车行来工作，当他们年龄大了、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住进托养中心，老有所居、老有所依，从而彻底解决喜憨儿家长们的担忧和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