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6月1号起，“快递实名制”作为国家行业标准正式开始施行。根据《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收寄快递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快递单必须实名，并且需先通过快递员检查验视。但记者调查发现，“快递实名制”实施一年多来，并未严格执行，一些民众出于隐私考虑，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而快递员也怕麻烦，并不过问，这或许是导致“快递实名制”持续遇冷的重要因素。（6月11日《重庆晨报》）
在施行一年多之后，“快递实名制”的落实情况仍旧不甚乐观。尤其相较于最初的高调宣传，“快递实名制”的演变轨迹，着实可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现实中，非但公众和快递企业对此敷衍了事，甚至与之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同样并未较真监管。如今的局面是，各方针对“快递实名制”新规，迅速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其结果是，新的法律法规，几乎完全妥协于由来已久的市场惯性。
一度引发巨大关注的“快递实名制”，何以在现实中持续遇冷？之于此，或许还得从其立法源头说起。众所周知，“快递实名制”的法律依据乃是《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但由国家邮政局制定的这一“规范”从本质上来说只是部门规章而已，因其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故而自一开始就不具备太多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在这种大背景下，“快递实名制”被虚置，并不令人意外。
现实中，各方对“快递实名制”似乎都有所顾虑：民众担心其会泄露隐私，快递员则担心揽件时间增加、按件提成的收入减少，而快递企业则担心此举会导致客户流失。而客观说来，这种种忧虑都不无道理……既没有对民间的合理关切给出必要的预设性安排，自身又缺乏刚性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快递实名制”的尴尬处境很大可能会继续下去。
如今的“快递实名制”，可说是法律规范有名无实的典型样本。此类规章的普遍特性是，都带有很明显的“事件驱动性”色彩。也即，在事前不被用以作强硬约束，一旦事发却往往会被拿来作追责开罚的理由。换而言之，监管部门也许不会计较快递公司是否真正贯彻“实名制”，但倘若由于未落实“实名制”而导致严重后果，那么其必然会反过来就此问责——某种意义上说，这俨然是兼顾市场意愿和法律效力为数不多的变通之法了。
关于“快递实名制”，市场的消极应对，以及职能部门的相对宽容，实则都很能说明问题。在具体的行业实践过程中，保持合理宽松的执法环境，乃是重新检验和思考“实名制”之价值、方法的重要契机。需要说明的是，以维护公共安全之名推行“快递实名制”，当然无可指摘。然而，在这一“实名制”频频遇冷的当下，相关管理部门最需要去做的，无疑还是在别处“扎紧篱笆”。比如说，严格要求开箱验货、验视盖章以及推行快件无差别安检等等。（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