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培养出下一个武亦姝 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往何处走?

中青在线

  《中国诗词大会》:才女与古典诗词的结合令人惊艳

  刚刚结束的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16岁少女武亦姝成功登顶,获得冠军。长发披垂,柳眉凤目,身材颀长,熟背古诗上千首,“飞花令”对得漂亮又淡定,武亦殊被网友大赞“简直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所有幻想”。因为那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对得太燃,武亦殊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作为央视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自大年初二开播之后,红火程度就几乎达到了“街谈巷议”, 收官当天收视率甚至盖过其他娱乐节目和偶像剧,达到同时段全国第一。没有网络语言、没有花式字幕、只有以文会友,诗词大会被称为综艺节目的一股“清流”,在网络和年轻人中反响巨大。

  确实,除了才女武亦殊,中国诗词大会还有很多黏住观众目光的因素,画风清新养眼、主持人董卿由内而外美出新高度,比赛题目设置得让吃瓜观众颇有参与度,嘉宾教授的解说又让人感觉特别“涨姿势”。

  不过,诗词大会爆红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诗词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本身。

  中国人的诗心一直在,但需要被激活

  大家喜欢观看、乐于谈论诗词大会的最核心原因,还在于这档节目唤醒了人们对于诗词之美的感知,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诗词的语言之美,是其他文体不可取代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段子是,如果你没读过诗词的话,当你看到夕阳余晖、群鸟盘旋的美景时,你只会说“卧槽,这么多鸟,真好看,真TM太好看了!”但是如果你读过诗词,你就能咏出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境界和体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同样描写失恋的感受,唐代诗人李益在《写情》这么表达:“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没有了那个人,什么都不感兴趣,管他月上东楼,月下西楼。而你只会说:蓝瘦,香菇。

  有了诗词,一些日常的对话交锋都变得高雅起来了呢。《中国诗词大会》一名选手表达自己虽败无憾 说的是“草木有本心,何须美人折”——表示自己热爱诗词的心不需要用胜负来明鉴。北大女博士生输给高中生时说的是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表达的是对手的尊重和赞美。

  诗词的美不仅在于语言本身,更在于诗词背后的精神气韵。节目嘉宾北师大教授康震老师点评《琵琶行》时说:“白居易四十五岁的时候做江州司马,地位不低,却因为一首《琵琶行》,对一个歌女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认同,是非常伟大的。”

  讲到毛主席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时,康老师的钦佩之情也溢于言表:“我时常在想,这样的诗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么雍容、大度。”“虽然写的只是一朵梅花,却堪称‘王者之梅’”。

  而如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纯真质朴到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 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雄心壮志到“心远地自偏”的隐士风流,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盛唐气象到“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缠绵,这些意味无穷的诗词给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提供的是常读常新的精神滋养。

  正如另一位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所说“中国人的诗心一直在,但需要被激活。”同时她还说到,“诗词大会”系列的走红其实暗合了社会中本就埋藏着的了解传统文化的需求”。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物质文化和财富已然非常丰富,但精神文化却呈现出一种贫弱的面貌,人们迫切要求汲取精神的养料。加上一百年来,大量强势的西方文化不断介入,一方面让我们极大地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外来的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时候,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基础,如果构建个人的、社会的乃至整个文化的自信也成为一个迫切的需求。这两种需求的叠加呼唤着对传统文化的复兴。

  而诗词大会在这一节点上出现,它的爆红似乎是必然之势。古典诗词以其形式美和精神美正成为传统文化极佳的代言人,康震教授在一次访谈节目是这么说的:“古典诗词中记录着中华民族对自我的表达、对世界的表达,它从一个更敏感的层次上来展现这个民族的特性。”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扮演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它表达方式的独特、储存内涵的独特,还是它的这种吟咏的状态、它对于自己这种诗歌形式的苛责的要求,都使得它成为世界古代文学遗产中的一个特别凸显的特色样式。”(康震教授)

  应试氛围之下,传统文化的传承难上加难

  “如果音乐只剩下高音、转音,如果汉字只剩下字形和写法,如果诗词只剩下记忆的数量和准确度,那么,人和机器有何区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谢琰在对诗词大会叫好之后,也不免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我很担心,很多人看了“诗词大会”就赶紧回家背诗,当然,更可恶的是让小孩背诗而自己只管抽查。”

  事实上,谢琰老师的点评不止是说出了诗词大会的弊端,更像是说出了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古诗文教育的一些弊端。武亦殊来自复旦附中高一年级,她的母校教师黄荣华在接受采访时,就再三表达了对当下古诗文教育情况的担忧。

  他指出,很多中小学语文老师其实在做是“考什么就教什么”,“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最高的分数”,让语文教学落入“工具理性”的陷阱。结果就是,学生往往直接记下结论,“再放到某个地方去得分。”他以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举例说明,“如果失去了去追究为什么是沉郁顿挫,不去追问为什么是杜甫这样一个诗人,成为唐代站在诗歌顶峰上面的人,他对中国文化前代有什么接受史,对后代有怎样的影响史,我在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其实这个就不是基础教育,就是技术教育。”

  不仅老师教学本身,从学生到家长也都只是把古诗文当做考试得分的一个工具。黄荣华提到,他的一个学生两年里找了他五六次,问为什么要背那么多古诗文,可不可以不背。也有家长质疑:为什么高考只占6分的古诗文默写,在复旦附中平常的测试中要占到二三十分,要学生花那么多时间的时间去背?

  在黄荣华看来,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阻力本质上就是应试的氛围。在应试思维模式之下,学生的古诗文学习变成了机械的记忆与练习,背离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老师的教学 “教的是知识点,不是文化”,而这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是背道而驰的。

  古诗词教育的技术化、功利化不是现在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唯一不足,更重要的误区在于应试环境下,将传统文化教育直接等同于古诗文教育,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何郁说道:“传统文化教育不等于古诗文教学,不等于语文课,传统文化教育的着力点应该是在文化认同上,也就是要努力从字词句篇的学习中,寻找到中国人的文化符号,并借此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本民族的前世今生,了解自己的过往,思考自己的将来。”

  “将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古诗文教学就容易过度关注知识学习,过于强调学科内知识的学习,因此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显得过于零散、零碎,教学有随意化的行为。”(何郁)

  除了功利化和知识化以外,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另一个巨大弊端。是泥沙俱下、良莠不分。 “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就如一枚硬币,既有‘A面’,也有‘B面’”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凌宗伟认为“不加辨别地将传统文化一股脑儿地引入校园,难免混淆视听,误人子弟”,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何郁也提到“大量的教育现实都在显示,我们在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显得过于匆忙和盲目,泥沙俱下,良莠不分。”

  他们共同指出,在许多学校,用《弟子规》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是典型的对传统文化不加甄别,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对后代的戕害。

  关于《弟子规》的害处,北师大李山教授阐述得很清楚:“(该书)一开头就让孩子对父母要绝对顺从:‘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另外还有:‘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说来说去,只有一点:孩子要顺从,要对父母服服帖帖;甚至父亲打儿子,儿子还得“无怨”。这就是它所谓的孝道。很显然,这是愚孝,是我们要抛弃的内容。类似这样的内容——如奴性教育,在《弟子规》中还大量存在。因此,我认为,像《弟子规》这样的书是不适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

  另外,课堂之外的传统文化教育又往往流于形式、僵化和诡异。见诸报端的传统文化培训要求女生下跪体验所谓妇道,学校用儿童古装诵经替代升旗仪式,名目繁杂的成人礼、开笔礼、拜师礼、奉母礼,都让人不知所措。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李怡说:“我们今天重提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应该以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为核心,而不是简单恢复历史的形式和表象,儿童国学班、女德班,不仅摧残儿童,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传统文化教育,路在何方?

  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很多弊端和不足,但是因噎废食却并非良策,况且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是无须过多争辩的共识,需要改进的是具体操作层面。

  首先是加强课程系统设置的理念意识,强调设置课程必须成系列化。比如说强烈反对为考试而进行功利性传统文化教育的复旦附中的黄荣华老师,他的做法是将围绕传统文化教育的系列课程分为三类,即以六册《中华古诗文阅读》为教材的必修课、以《中国人》为教材的选修课、以课题研究为目的的荣誉课程。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他设置不同的教学目标——

  30%的优秀学生学习此教材70%的内容,

  30%的合格学生学习50%的内容,

  30%的普通学生学习30%的内容,

  10%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学习。

  此外,在学生每次的假期作业中,还有拓展性古诗文自学内容,若完成得好,将获得学校的评比奖励。如今,越来越多复旦附中师生从这套古诗文教育体系中收获乐趣和裨益。

  课程系统设置之外,一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教材也是必需,“当前的教材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前传统文化教学的需要,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大多不能令人满意。因此,组织编撰一批具有权威性的传统文化教材,培养一批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师,或者提高现有各科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才是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当务之急。” 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文学院院长单承彬说道。

  其次,需要加强思考的训练,而不能仅仅强调学科知识的学习,何郁在关于《传统文化教育,路在何方?》这么说:“一定要注意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一两千年前的东西,今天还要学习它。这样的设问,不仅客观上可以培养训练学生的思考力,而且更可以培养学生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下教育的关系,思考传统文化与自己成长的关系,思考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样宏大的视野关照下,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崇高感。”

  再者,推进传统文化教育还必须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知识的学习虽然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但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启示凝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一言一行、说话做事,都含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必须强调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门,走进社会之中,让学生在实际的生活观察中,激活平时所学习的知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沉睡的零碎知识生态化、日常化和生活化,使死知识变成活知识,借此可以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悟。”(何郁)

  媒体人王钟的也认同这将传统文化教育带入生活中去的方式 :“传统文化同样应该活跃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其实,任何时代都有一定的社会规范,当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遵从这样的规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传统文化也自然一脉相承。从古人的日常琐细如写字、穿衣、饮食、交游、奉上、待下、侍亲、敬长中体会,诵经万卷不如向师长问好,珍惜粒米胜过做十万罗刹道场。从我做起,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即达于传统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