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改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其中专门提出，要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具体而言，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下的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这意味着，与既有户籍管理制度相伴而生的“一户难求”状况，从此将在国内大多数城市消失。生活或者打算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也不必再为被户口“卡脖子”的问题担忧。
不可否认，在发改委制订的标准中，300万城区常住人口的标准并不算高。因此，公众认知中的一线、新一线城市，以及发展水平较高的强二线城市，并不在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之列。不过，即便刨除那些人口众多的一、二线城市，余下城市的经济体量，仍然占据着全国的大半。其中，既有部分人口少实力强，显得“小而美”的二线城市，也有不少发展迅猛、潜力非凡的“后起之秀”式三线城市。对于那些对个人事业发展有所追求，而又想“逃离大都市”的人，尤其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才而言，这些城市同样具备不小的容纳力与吸引力。
此前，由于多数城市对外来人口户口迁入都有较严格的限制，大多数人要么选择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工作生活，要么拼尽全力往“北上广深”这样的大都会挤。在这种状态下，愿意离开家乡，到一个既非一线或强二线城市，自己也并不熟悉的城市发展的人少之又少。而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已经迁居到此类城市的劳动者而言，落户政策上的限制，也给他们的生活与事业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先主要由特大城市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在向中小城市“多点开花”、各显所长的模式迁移。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比较优势较为丰富的城市快速崛起，也有一些发展条件稍差的城市呈现收缩态势。其中，前者在发展中自然会形成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也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而后者则不可避免地需要将部分劳动力输出。面对这种必然的人口流动需求，种种不必要的落户限制政策，只会起到淤塞人才流动、干扰市场判断的负面作用。有序放开放宽这些限制，无疑很有必要。
相比于人才流动、区域发展这样的宏观话题，公众对取消落户限制政策的感知，更多体现在个人工作、生活等微观层面上。在旧有的落户政策下，一个人想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发展，并不是一件“说走就走”的事。有人因为无法在目的地购房落户，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创业计划，也有打工者在其他城市生活多年，依然因为无法落户不得不忍受各种不便。这些情况，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对这部分人来说，取消落户限制政策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他们得到的不仅是迁徙自由和选择自由，也是更丰富的人生可能性。
或许有人担心，在这些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会给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然而，和北京、上海这种现阶段仍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口增长的城市不同，绝大多数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下的城市，并不存在人口过剩、过于拥挤的问题。当地的管理者理应为城市人口的合理增长做好准备，适应城市发展的步调，提高公共服务的承载力与质量。在这些城市先行取消落户限制，给社会带来的机遇远多于挑战，我们无需过度担忧，而应拥抱这一变化带来的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