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让舆论场的情绪在瞬间被点燃。年轻人的猝然离世，触动了某些深层次的焦虑与不安。有人联想到10年前的“富士康13连跳”事件，后来的信息显示富士康并非舆情汹涌时众口铄金的“血汗工厂”。相反，规范管理、相对良好的员工福利、基本不欠薪等优点，让当时的富士康并不担心招工问题。
多年过去，随着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再加上受高等教育人群的扩大，矛盾转向了更“高端”的互联网产业。前几年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曲，以一种海派幽默的气质，描述了都市奋斗青年的身心疲惫感。近段时间，网友通过比较几座城市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调情况，又将观察视野引向追求安逸还是“多打一份工”的讨论。
可以说，这代年轻人不排斥奋斗，甚至主动拥抱奋斗。相比他们逐步接触市场经济的父辈，这一代年轻人更熟悉市场规则，也深刻地领悟到付出换取回报的朴素经济学常识。不幸去世的互联网公司女员工，最后的朋友圈签名是为公司“守边疆”，令人唏嘘感慨之余，也不得不承认新兴互联网产业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
多数年轻人并非惧怕奋斗，而是担心自己的奋斗被“工具化”。只有让奋斗者看到远方的愿景，才能让人踏实笃定地迈出每一步。
在互联网行业，跳槽是晋升和薪资增加的主要路径——这也是因为在庞大的“系统”里，内部上升渠道并不通畅。靠“论资排辈”在用人单位“升级”的规则，在人才流动频繁的互联网企业并不奏效。更何况，在一些互联网公司还存在残酷的“35岁定律”，如果你35岁没有成为足够高层的管理人员，那么面临的下场就可能是被淘汰。
很多企业会通过塑造校园化环境来构建起自己的公司文化——内部拥有品质不错的食堂，同事之间互称“同学”，公司还会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来建设团队。这些做法自然有其值得褒扬之处。从校园到公司，人际关系依然简单，年轻的毕业生不会感到太多不适，可以像完成一份作业一样来完成工作任务。
但是，完全依靠这种类似校园的组织框架来实行管理是不现实的。一个人在学校里，其唯一的身份就是学生，一切行为都要遵循学生的身份特征。而进入社会以后，他就必须接受自己的多元身份——于公司而言是雇员，于恋人而言是未来的依靠，于房东而言是缴纳租金的房客。那种试图以类校园环境框住员工，而缺乏对员工其他身份角色考虑的企业，本质上也是对人才的不尊重。
最近，“深圳女孩”的段子火了。两个深圳的女生到外地朋友处做客，主人问她们在深圳生活都聊点什么，女孩说：搞钱。有人批评这样的段子是地域性的人设贩卖，但“深圳”本身的指向，可能并不在于南海边的那个圈，而在于那种为理想而打拼的精神。“搞钱”不是拜金，它也是对创造价值的一种直白描述。
因此，让年轻人看到上升的空间，看到“打工人”的前景，才能有效释放他们奋斗的焦虑。“深圳女孩”的这组搭配之所以成为舆论乐意接受的符号，也是因为深圳这样的城市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讲述令人信服的“深圳故事”。
相比父辈们细水长流的财富积累，这代年轻人的财富观也需要被倾听。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未来赡养老人的问题，都对年轻人积累财富的能力提出要求。但年轻人并不愿意被数字上的财富约束——比如，如果租房能够满足居住需求就未必要买房，教育“内卷”也愈发成为社会深刻反思的现象。年轻人更希望把财富使用到他们真正认同的领域，而这就要求社会能为他们消除引发不安全感的后顾之忧。
上班时拼命工作，下班时彻底放松，节假日完全与工作切断，这也是年轻人所期待的生活模式。近年来，休闲社会的概念被主流舆论频繁引用。一些地方尝试“长周末”休息制，而更多人则呼吁带薪休假得到落实。让工作与个人生活有所分离，是年轻奋斗者的底线。
休闲社会的确立，很可能要依赖于制度与法律的刚性。比如，严格落实劳动法提出的规定与原则，对不遵守规定的用人单位予以严肃处罚。
年轻人会打拼也会玩，本该成为一种被充分认可的价值坐标。“搞钱”不再可耻，而“酷玩”也有充分时间和空间，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