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作家潘向黎的小说精选集《白水青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它收录了潘向黎二十余年写作最具代表性的十四篇小说，多为讲述当代都市爱情的故事，包括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白水青菜》、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的《我爱小丸子》《奇迹乘着雪橇来》《永远的谢秋娘》等，最早的一篇写于1995年。
11月15日，潘向黎与学者梁永安、翻译家施小炜、评论家李伟长做客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畅谈作品内外的爱情。李伟长说，他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个很珍贵的词，那个词叫“时间”。在二十多年后，《白水青菜》《奇迹乘着雪橇来》这些篇目依然那么动人。
潘向黎感慨，时间给人最珍贵的礼物有两件，一件是年轻时不曾拥有的智慧，一件是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真情暖意。“我的好朋友毕飞宇曾被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会不会担心自己老了。他回答说，如果我一直20岁、30岁，那么40岁、50岁的作品由谁来写。作为写小说的人，我百分之百赞同他这句话。确实如此，如果一直年轻，我们将不会拥有与时光相配的智慧。”
活动现场
真爱至上，何以悲观
在《白水青菜》里，读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有的一方有家庭，一方没有；有的女方比男方大很多；有的男方比女方大很多……故事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但没有一份爱情是容易的。
“爱是形形色色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分不清恋和爱，恋让人高兴、喜欢，但达到爱是很不容易的。在现代生活里，爱是个体唯一可以实现的最大自由。”在梁永安看来，爱的难度在今天也空前加大，“这个时代恰不能让人百分百地投入，总是遮遮掩掩的，就怕不成功，就怕不确定，很多感情都是打折的。很多人在谈恋爱的开始就准备好了分手，我们的分手能力比相爱能力强得多。”
他强烈感到现代社会的爱情过分重视“存量”——你有什么学位、你有什么收入、你有什么背景，但其实爱情本应在“增量”里，由两个人互相地共同地创造出来，“何况世界是多变的，靠存量去互相评价非常不靠谱。”
潘向黎直言自己对爱情也非常悲观，因为这个时代留给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够大。与此同时，各种技术派“恋爱大师”咋咋呼呼。“我想，爱情既不是人生到一定年龄、一定阶段天经地义会发生的事，也不是技术活，经过指导和勤学苦练就可以确保顺利。在日常生活和写小说中，我最大的发现是爱情需要运气。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有的人很幸福，纯粹是运气好。”
她说，写小说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她不停地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用一个个故事固化下来，她想告诉她和她的同类，完美的爱情恐怕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的小说反反复复讲述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这个向往我是很死心眼的，而且笔下所有人物都非常死心眼，百折不挠，一心朝向理想无限靠近。所以，我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但是对现实的爱情我是悲观的。”
写作就像树长新叶，安静又从容
在2007年，潘向黎就出过一本《白水青菜》，那是她自己满意的第一本小说集。此番新出小说精选集，她决定还是用《白水青菜》这个书名，“因为我的小说精选集，似乎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书名。当然，这两本同名集子的内容是不同的，目前的这一本，其中有六个短篇、两个中篇是前一本《白水青菜》没有的，就篇幅而言，两本‘同’的是三分之一，‘不同’的是三分之二。”
为了保留个人写作历史的真实痕迹，她还将过去做过小说集名的小说都选了进来。所以翻开这本《白水青菜》，有心的读者也可以回望潘向黎二十余年的成长与变化。
“回头一看，我心里有些惭愧：写得太少了。我太任性了。 ”潘向黎说，她常是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想写的时候就不写，“我觉得我的写作就像树上长出树叶，到该长出叶子的时候，一片片长出来。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的产量比较著名，稳产，低产。”
但施小炜觉得潘向黎这种写作方式“非常有趣”，因为那是自发的，自然的。他还想起村上春树的“车间流水线式写作”：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不出来，规定自己每天面壁，把电脑放在墙边，每天花四个小时写作，有要写，没有也要写；成名后则“晚九朝五”——晚上9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先做一杯咖啡，然后开始面壁写作，写四五个小时，中间烤一片面包吃。写完以后去跑步，回来了做做饭。到晚上，他很早地吃晚饭，喝一杯红酒，像农民一样早睡早起。
“看潘向黎的这部小说精选集，我能明显看出她的内心世界不断地放大，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从容。她看人不是一惊一乍的，而是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放在一个安静、从容的语境里，非常有冷暖甘苦地表达出来。”梁永安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好好读这样的书，看看自己对生活的感觉和书里有何差异。
此次《白水青菜》的封面选用了上海著名画家陈钧德先生的一幅街景画，这也是潘向黎第一次在书封中强调“上海元素”。
上海不是元素，而是底色
在分享会上，潘向黎还透露此次《白水青菜》的封面选用了上海著名画家陈钧德先生的一幅街景画，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书封中强调“上海元素”。
过去她总觉得故事背景越国际化越好，她要写全世界共通的人性与故事，不强调它们发生在北上广还是伦敦、东京、纽约。在书籍装帧之外的采访及分享中，她也从不强调上海对她的影响。反倒是她的读者经常说“你写上海挺好的”。第一次听到这话潘向黎还很惊讶，她脑海中飞速闪过一个念头——“我写上海了吗？我写了很多年轻白领的情感、心灵、遭遇，我写上海了吗？”
“仔细一想，我确实写上海了。故事里的价值观，故事里的人物性格，都和其他地方的很不一样。比如，我小说里的女性都比较有地位，和男性平起平坐，很少为了男性的宠爱撒泼打滚，呼天抢地。再比如，小说里的她们都很讲分寸，很是矜持，对我最大的考验在于要让想象力穿透她们表面的云淡风轻。”
在编文艺社这版《白水青菜》时，潘向黎更意识到上海于她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元素，而是创作乃至人生的一个底色。“对于很多东西，我自然会觉得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优雅的，那个是粗俗的。上海已经进入了我的审美，我的价值观。我既深深地受惠于它，那不可以忘恩负义，假装和它拉开距离，说：你是你，我是我。”
迟子建就说过：“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在海外，外国人提起中国的城市，第一是北京，其次就是上海了。而我个人更偏爱上海，一条沧桑的黄浦江，让上海显得风情万种——没有风情的城市是不可爱的。潘向黎生活在上海，她像一株含着露珠的青草，淡淡的，闲闲的，有一种清爽的妖娆，一如她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