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应急响应级别上调之后，市民在进入公园、超市、银行等一些场所时，都需要通过扫描“健康宝”核验个人健康状况，而有些老人因为没带手机、用的不是智能机、手机没有流量或者不会用小程序等原因被拦在门外。有市民建议，银行、公园、超市等公共场所应提供“代查”等服务举措，帮老人解决难题。（《北京日报》6月28日）
疫情期间，数字健康码被大量运用在防控工作当中，为民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一些老人“急得团团转”。人口的老龄化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共同导致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媒介素养的匮乏成为了横在老人与社会间的一道“鸿沟”，而这道“鸿沟”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今年3月，江苏镇江的一辆公交车上有几位老人因使用的是老年机，无法出示健康码，被急于赶路的乘客先后赶下车，相关报道引发热议。同样的事情在6月仍在发生，一篇《被公交车抛下的人》被网友热转，作者感叹“有一种被高科技绑架了的屈辱感”。
“健康宝”作为疫情防控期间的一种数字化治理实践，初衷是为民众出行提供便利，方便对公共场所的人流进行管理，然而在落实中却忽视了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能力，成为了不少老人出行的“绊脚石”。提供“代查”等服务举措，并非是对老年人的特殊优惠政策，而是媒介化治理中必须要纳入规划的底线保障。
疫情期间，“健康宝”作为个人健康的认证渠道，是人们出入很多场所的通行证，已经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使用权，不能因为一个人掌握多少信息能力、使用什么手机而有所偏移，因此提供“代查”等服务举措不只是对老年人的照顾，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保证。
此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在社会治理和发展规划中融入更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也是应然之举。很多人常说，一个国家对待老人的态度，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除了基本的养老保障之外，在日常公共服务中也应该更多考虑到老年群体的需求。早在2016年，就有打车平台推出了“老人打车”业务，老人只需一键点击就能呼叫出租车。在相关问题上保持敏感、力求周全，这既是社会道德要求，也是在给未来的你我留一些余地。
当然，“代查”服务并不能弥补老年人在信息能力上的缺陷，它只能是疫情期间方便老人出行的“治标”之策，更关键的还是让老人们掌握一定使用新媒介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他们“跑步”进入数字化时代。
对此，除了在公共服务上要给予一定的照顾之外，子女对父母的“文化反哺”也极为重要。随着社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教会父母“玩手机”不再只是为了可有可无的娱乐消遣，更关乎购物、医疗、出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儿时父辈祖辈手把手教会我们吃饭、走路那样，我们也应该多给老人些耐心，教会他们如何在网上“冲浪”。
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往往对科技的上限充满憧憬与想象，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惕它的下限，开始思考如何保持普通人在“高精尖”技术面前的尊严。我们的公共服务和每个个体都应心系“鸿沟”对面的人们，即使他们双鬓斑白，步履蹒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