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个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病人，其中1人死亡，81个治愈，平均住院时间17天。这是上海援武汉医疗队瑞金医院第三批小分队交出的“援鄂成绩单”。这些数字背后，是瑞金医疗队自创的一套带有上海温度的“科学方案”。

武汉疫情高峰期，上海一批又一批地往一线输送优质医疗资源，这种“输送”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多，而是其间不断地进行着科学调配。第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的医生们来自上海各大医院，每个医院出两名医生；到了第三、第四批，上海以综合性三甲医院为发起单位，由一家医院组成本院医疗队开赴武汉。如此组合，在于团队成员之间知根知底、合作密切、工作效率高，并且，每家医院都会安排行政专员随队出征，提升团队工作效率，发挥更大作用。

瑞金医院医务一处副处长、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上海市青联委员杨之涛，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超级“大管家”之称的行政人员。疫情期间，他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重症病区摸索出一套高效的查房、诊断方案，既降低了医生在高危空间被传染疾病的可能性，又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了工作效率。

“没有疫情的状态下，病房没有污染区和清洁区之分，医生查房4个小时没问题，但在像光谷的重症传染病病房，医生应该尽量减少在病房的逗留时间。”杨之涛既是急诊科医生出身，又从事医疗管理工作，到武汉后，他很快注意到一个“要命的细节”：医生如何在病房里查房并精准地开出医嘱。

正常情况下，医生为住院病人查房，可以带着病史文档或推着移动电脑进病房，查房时根据患者病情，在电脑里输入医嘱，撰写病历。但在武汉“战时”传染病病房，医生无法做到“进进出出”，传染病病房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3个区域，电脑所在的清洁区里不能出现任何一点污染物，医生进出一次，就要穿脱一次防护服。

抵达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第一天，瑞金团队收治了28名重症患者，第二天来了24人，52张病床很快就住满了病人。通常情况下，4名医生同时为52个病人查房并出具医嘱大约需要5至6个小时。在杨之涛采用的“新办法”下，3至4名医生仅需2至3个小时就能完成查房及医嘱录入，并能做到医嘱精准、有效、实时传达。

他为医生们设计了“重症病人一览表”，表格上记录了病人的有效医学信息，包括病情严重程度分级、基础合并症、当前脏器急性并发症情况、24小时内需要处理观察点、处理情况、危急值、使用药物等，还包括专家团队为其制定的最新治疗方案等。让进入污染区的查房医生对病人的病情了如指掌。

查房医师只需在另一空白“查房记录表”中逐一记录病人的现状，拍照传送给清洁区的医师，后者将信息同步输入电脑，出具医嘱，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立刻组织专家会诊，并把及时处置意见传送给污染区医护人员。这种做法极大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医生暴露感染的风险。

作为武汉前线的超级“大管家”，杨之涛还要配合团队协调联系各种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负责院感防控培训和新冠诊疗培训，负责为医生们排班，制作“瑞金特色”的工作制度和流程。既不能让医生们被传染疾病，又要让那些危重症病人得到最及时、有效的、“瑞金特色”的治疗。

在院感防控方面，杨之涛也是一个“达人”。疫情初期，上海瑞金医院本部曾在两天接诊了数百名发热病人，他本人与两名确诊病例有过直接接触。那段时间，他住在医院进行隔离观察，深刻感受到信息系统的强大功能，“电子病例上传好，专家们看过文档和影像资料，可以迅速作出判断并给出意见。”

隔离期间，他开始酝酿瑞金医院本院的发热急诊信息互通表，“这样的表格不仅能够减少一线医生和会诊专家的文字工作量，同时使得信息传递更准确，并能保存珍贵的临床信息。信息同步传输给疾控部门、会诊专家、医嘱执行团队等。”

援鄂期间，瑞金医疗队有不少医生主动要求增加排班、去污染区收治病人等，杨之涛进行了科学统筹，“要综合考虑每一个医生的体力、精力，合理配置他们的工作量，保证他们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