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们看完本期节目后都会相信，没有谁的世界会一直暗无天日。一定要坚持，坚持看到下一刻的霞光万丈。
（本节目由中国青年报和快手共同出品）
以下为少年的自述：
他曾独自跌落深夜冰冷的海底，可他不曾停止上游
我看过大兴安岭深处黄昏，也曾在夏夜拎着一袋油炸食品，吹拂着西域的晚风，走在喀什吾斯塘博依路街角的昏黄光晕里。
13411公里的单车旅行，9410公里的火车旅行，加上里程不详的徒步和城市行走，始于喀什，终于海参崴。我曾以为抑郁症带走了最好的我，可行走世界363天后，我开始相信未来。
我曾走过的路
我是江思维，一名普通的大三学生，大概在201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
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可以用一张图简单地表示。人的情感是有正常波动的，有时候会开心，有时候会低落，这些都是十分正常而且必要的，但是情感障碍的患者会比常人要敏感，他们的情感有时会跌落到这条线以下，在谷底这个点我们称为抑郁相，这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状态，会觉得前途越来越逼仄，黯然无光，冷酷地被世界抛弃没有人可以倾听，即使有人可以倾听，但那种走投无路的焦虑和失望恐怕连一半也传达不到对方心里，与其这样，还不如什么也不说。
这种局面下，患者的自杀风险会非常高。当抑郁极深时，常常伴随间歇躁狂，情绪可以一瞬间飙升到最顶峰，出现躁郁相。只要出现一次躁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双相情感障碍。
对我而言，抑郁更加严重，确诊的是中度抑郁。就好像村上春树有一个比喻：轮船悄无声息地在深夜黑漆漆的海面上航行，突然你被孤零零地扔下了甲板，你大声呼救，船却渐行渐远，你只好独自游过黑夜冰冷的海。这种情感大概只有病友才能够感同身受。
最让我不胜难过的是在诊断前后，我意识到不只是我的父母，甚至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对于抑郁症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或误解。
他们只是会说，小孩子能有多大点儿事啊，你就是不开心，过几天就好了，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致命金句，很少有人可以理解我们只是无法控制地在生病。
当时的主治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我十分同意医生建议的药物治疗，既然生病了就该吃药，要不没办法好。可我不想住院，我决心［一定靠自己走出来］，自救方法包括却不限于:运动、阅读、旅行……
这些对于抑郁者来说做到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对于许多曾经喜爱的事情的热情都会渐渐消退。
而对于那时的我，单车旅行是我幸存的热忱，每次坐在车座上的那种飞驰的自由感觉，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间，也是难以替代的美妙事物。对我而言，单车帐篷的旅行恐怕是最适合的治愈方法。
可当时没人相信我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治疗方案”，可我不想放弃，也正是那段时间，我了解到“间隔年”的概念。社会上有专门的公益机构对国内的“间隔青年”进行免费资助和指导。入选的青年有的去印度采访了数十位印度妇女写了一本书，有的去肯尼亚盖了一所希望小学，有的去墨尔本街头表演魔术······我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去争取了一下，结果顺利入选，获得了公益机构的资助。
于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服关心我的亲朋好友，花了三天整理自己的行李，终于在2018年夏天，在一片质疑与担忧声中从学校出发。
我从学校一路坐火车去了新疆喀什，还碰巧遇到了两个英国的骑行者。
我们三个一起沿着喀喇昆仑公路骑了四天，露营三晚。
喀喇昆仑公路上全是雪山，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慕士塔格峰，就像一首雪山交响曲。
我们在塔县分开，因为他们要去巴基斯坦，而我要去西藏。
在向珠穆朗玛峰骑行的路上，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观景台——加乌拉山口。
这个山口海拔5198米，放眼望去，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十四座8000米以上雪山中的四座。
当世界上最高的雪山一次排开站在你面前，方知真正的大天大地，自己的小情小绪又算得了什么。
渐渐地，当我旅行到三四个月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变化，笼罩在我身上的阴影随着汗水渐渐蒸发。
在我21岁生日那天，已经是我旅行的第357天了，在日本海的雾气下，陪伴我的只有一双破旧的旅行鞋和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可这次笼罩着我的却是巨大的成就感。
我已经确信自己战胜了抑郁症，但为了复学准备，2019年8月初，我回到家中，去医院进行了复查，诊断结果出来已经是无抑郁了。
我更加确信自己的结论：能够抓住自己最后的热忱，所获得的那段心路历程，是远胜于其他任何的抗抑郁药物的。
这张照片是新藏线最后的一块路碑，2138公里处。
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条件最恶劣的高原公路，骑到这里就意味着完成了这2138公里的旅程，很多骑行者会在这块路碑上面涂鸦，来庆祝这一项成就，在上面我看到一句话，叫做“回去好好生活”。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在路上栉风沐雨的体悟还有对于回归生活的期许，全部都在这里面，好好生活，这也是我在后间隔年时代所要做的。
出品人：张坤
总顾问：毛浩
总监制：闵捷
总策划：王俊秀
制片人：成素梅
导演、编导：戴月婷
后期导演：许译
摄像：许译、杨奕钊、李亮、余阳
宣传文案：戴月婷
话题互动：黄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