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大年三十的早晨，郑霞开始了援助武汉金银潭医院ICU的工作。她到岗后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一天晚上有4位患者去世了，这位已经在浙江大学第一医院综合监护室工作了十多年的医生回忆说，“一听就觉得超级震惊，居然这么重。”
当郑霞进到病区后发现，“所有的患者都非常重，不是气管插管就是无创机器在那里辅助呼吸。机器提供的氧气浓度接近了纯氧的状态。”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大约是21%，如果机器给人提供的是接近100%的纯氧，那就意味呼吸机能给提供的氧接近尽头了，“但这些患者的生命指标还不是很好”。
当时，金银潭医院ICU原主任已经被隔离有些时间了，只有4位医生在负责病区工作，其中两位是从艾滋病病房抽调过来的。据了解，金银潭医院ICU从2019年年底开始接收重症患者，在郑霞等援助的医生到来之前，金银潭医院ICU的医生已经坚持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病倒了3位医生，其中包括原主任。
1月22日，郑霞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听说了疫情的情况，她便主动和领导请示希望可以参加到抗疫一线工作中。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郑霞又恰好接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电话，表示武汉疫情紧急，希望她可以马上支援武汉，务必当天晚上到达。
郑霞当即买了下午四点出发的火车票，交接完自己负责的患者后回家匆忙收拾好东西，这位浙江省第一位驰援武汉的医生，便独自踏上了去往武汉之路。
郑霞正在为病人进行诊疗。采访对象供图
主心骨来了
投入工作的第一个上午，郑霞形容说：“真的是忙到人仰马翻。这边的患者呼吸衰竭了，我赶紧去插管，插管还没插完，另外一个患者就感染性休克了，我赶紧再跑过去。基本上一直在跑来跑去。”
郑霞说，因为原来的医生太少了，根本忙不过来，护士们在抢救患者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医生。郑霞和其他援助医生来了以后，护士长说，太需要一个主心骨了。
除了郑霞以外，1月23日，还有来自广东呼吸健康研究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江苏苏北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共同驰援武汉。此外，还有武汉市卫健委调派的一些医生。
郑霞介绍说，当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摸清楚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的具体情况。有ICU背景的医生负责主要的诊治工作，本院艾滋病病房医生因为熟悉本院医嘱系统，可以进行写医嘱等辅助工作。经过这样的分工之后，所有医生分成两个治疗组，每组负责8张病床。郑霞是其中一组的负责人。
第二件事情是医生进入病房和护士一起看护患者，帮患者翻身、吸痰等事情，郑霞和护士们一起干，“这是一个培养团队协作的过程。”
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最耗时间的事情，寻找患者的发病规律。郑霞说，来这里以后发现自己以前在监护室里摸索出来的经验和规律在这里并不是很好使，“病情发展得太快了，一转眼的功夫，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就可以从接近100%的状态掉到只有40%左右。”
因此，新组建起的治疗团队开始建立表格、详细记录每个患者的信息，“哪怕是每一个去世的患者，我们都会回溯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并商讨解决方案。规划新来患者要做的检查项目、要明确的一些体征指标等，慢慢建立起整套诊疗流程。”
郑霞说，按照自己对禽流感、甲流等传染病重症患者的处置经验，流程摸索到这一步其实就差不多了，但是面对新冠肺炎的患者，“还是经常hold不住”。
最大的困难：对疾病的未知
郑霞说，不论是工作流程的梳理，还是起初彼此陌生的队员之间相互磨合，这些都有章可循，而唯独对疾病的未知是最难克服的困难。
除了郑霞以外，多位前来援助的ICU专家似乎都感到对这个病的危重症诊治有些被动。郑霞坦言，目前很难掌握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化机制，病毒的复制能力和作用机制都不清楚。因为不知道变化规律，所以也无法预测患者什么时候病情会突然恶化。也就是说，患者从轻症转成重症、从重症转到危重症的关键点是很难掌控的。
此外，郑霞还说道，由于目前核酸检测的局限性，很难明确病毒载量是否下降，从而无法评价治疗是否有效。面对这些困难，郑霞表示，希望更多科学家能够探究出病毒的规律，可以让临床医生有更多的有效方法施救。
然而对患者的救治一刻不能停歇，郑霞说，现在ICU的医生们只能用尽各种方法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希望通过患者的自我修复能力战胜病毒，此外，也是帮他们争取一些时间，也许就可以等到新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出现。
郑霞所负责的病区在金银潭医院南楼7层，这栋楼楼层越高收治的患者病情越重，而7楼是最高层。这里曾接收了一位60岁的患者，有高血压病史，感染新冠肺炎之后使用了无创的呼吸机支持，没有作用，后改为气管插管，几乎用纯氧，然而病情还是在恶化。
于是郑霞和广东呼吸健康研究院的桑岭医生商量给患者采取俯卧位通气的办法，也就是让患者趴着。这位病人体重偏胖，身上有口插管、尿导管、胃管和深静脉导管，当时包括郑霞在内的六七位医护人员帮她翻身做俯卧位通气。在给病人翻身的过程中，还得保证各种插管不能脱落，半个多小时的操作下来，穿着不透气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郑霞回忆说：“经过连续三天的俯卧位通气，给了我们惊喜，病人的呼吸功能明显变好，氧合指数明显改善。”当得知俯卧位的尝试给病人带来了这么明显的治疗效果时，郑霞激动地和桑岭握住了双手。这位病人的成功救治为郑霞及其团队后来整体救治方案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郑霞（右）和桑岭激动地握手。采访对象供图
郑霞这边在武汉尝试，同时也和在浙江参与重症救治的同事商讨俯卧位对病人的救治效果，后来得到的反馈均不错。郑霞说，俯卧位是目前探索出来的一个可行性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更好地让病人氧和和循环保持稳定，特别是对不少危重症病人来说，效果还是可以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死神做斗争”。
金银潭医院南楼。采访对象供图
信心从第一位重症患者的转出开始建立
在郑霞等驰援的医生到来之前，金银潭ICU的患者，一旦插管之后就几乎没有拔管的了。驰援的医生们来了以后，桑岭发现自己负责的一位气管插管的老年患者呼吸功能在好转。他想要尝试给患者拔管，在和郑霞商量了以后，二人一致决定给这位患者拔管。
拔管之后，这位患者出现了痰堵、血氧饱和度波动的状况，但是很快就缓过来了，又观察了三天，状况也没有恶化，便成功转到普通病房。
郑霞解释说，当时这位患者正处于可以尝试拔管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期，病人一旦发生误吸，可能就拔不了管了。这位病人的转出给了医护人员们很大的鼓舞，“让我们觉得，虽然还摸不清楚这个疾病的规律，但重症患者还是有好转和治愈的希望的”。在郑霞等医生们的探索摸索下，后来基本上保持了每天可以转出一位患者去普通病房的频率。
从1月24日开始在金银潭医院工作以来，郑霞就一直都没有休息过，和她同期来驰援的医生们也一样。这样的工作强度，在郑霞此前的工作经历中，是没有遇到过的。来了武汉之后，郑霞基本上就再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半夜总会没有缘由地醒来一下，然后辗转反侧一会儿才能继续睡着。郑霞笑着说：“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就是好好睡一觉。”
让郑霞欣慰的是，现在随着团队配合默契度的提升、工作流程的理顺，她近期基本上可以在下午五六点下班了，加班的日子变少了。如果打算给一位患者晚上8点做俯卧位的话，告诉值班护士，他们就可以独立完成了，不需要郑霞再亲自盯着。
2月22日，郑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两天病房里更是罕见地出现了两张空床，她觉得是随着各地驰援力度的加大，确实分担了金银潭医院的救治压力，她和武汉其他医院的ICU医生交流，也有空床的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对新冠肺炎病人诊断日期的提前，病人在早期便开始治疗，导致后期发展成重症的病例在变少，而且后来收治的重症病例病情的危急程度也开始变弱。一方面是病人患病程度的减轻，另外一方面是诊疗方案、流程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近期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也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插管患者成功拔管并转到普通病房。
郑霞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点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