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有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对何建明的人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当时还在军队做新闻报道的他，开始对报告文学产生兴趣，一干就是41年。
这41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1年，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何建明都用笔记录。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41年来完成了50余部以长篇为主的报告文学作品，陆续写出了《永远的红树林》、关注三峡工程建设的《国家行动》、抗击非典内容的《北京保卫战》、讲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生命第一》、记录利比亚撤侨的《国家》……
“我时常想，一个作家，40年能干点什么？有人写一部作品就奠定了他伟大的基础，但是报告文学的文体并不一样。我在创作实践中经常发现，今天讲的故事很精彩，但到了明天，我又发现了更精彩的故事。不写，恐怕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个社会。”何建明说。
63岁的何建明说，自己年轻时候觉得一个50多岁的人就是一个老头子，没想到自己到60多岁了，依然会穿漂亮的衣服，还染了头发。“我的热血还在像青春一样燃烧。因为这个时代太多的东西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依然是年轻的，也提醒我们，需要承担责任和使命，应该培养年轻人”。
在何建明看来，报告文学特别讲究“现场”，优秀的作品就是作者抒写和叙述“现场”的本领出色，比如人物的性格、语言和动作等。有的作者没有掌握好这一本领，写出来的作品就会像“广告文学”“宣传品”。“报告文学文体非常难写，它既要真实，又要有文学性，它既很难写，又独具魅力，因为它要求诗性的真实，又要具备真实的诗性。”何建明说。
“除了客观存在的事物称之为‘客观现场’，作者内心和价值判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观现场’，而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还应完成第三‘现场’——‘本质现场’，即作品的思想和精神。”何建明说。
如果现实中的真实“不合时宜”，是规避还是迎合？何建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报告文学遇到‘合适宜’的时候并不太多，越遇到‘不合时宜’反而越是正常。最好的选择就是尊重客观现实、尊重自己内心独立价值意识，从更高的立场和更远大的方向去处理那些‘不合时宜’。要让读者喜欢、老百姓满意，这是强调作家的良心、正义感、道德观的意义所在。”
在写反映天津大爆炸事件的《爆炸现场》时，何建明有这样的体会，本来创作是要写消防队员英雄形象的，但他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去写好人好事，必须去关注事件本身的、尤其是对生命和生命本身的“现场”那些真切的认识与体味，这才是根本的。
何建明说：“在现在的电子声像时代，用文字繁复地记录一座房子是什么样，一张旧桌子是什么样，房檐上雕刻的花纹是什么样，树木的年轮是什么样，是把它们保存下来的一种方式。纸笔之后是有耐心的观察者，与机器相比，也许不那么准确无误，但是有良知和温度，这是报告文学存在的根。”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报告文学领域有个说法叫“文学的轻骑兵”，但这几年报告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结论改变了，不仅是轻骑兵，还起到两种作用：一个功能是及时地反映国计民生、社会变迁、英模人物；另一个功能是与时代、社会、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这恰恰是其他文体薄弱的方面。
党的十九大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了党章。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山，那水》就是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浙江安吉和一个小山村余村的巨变。
“对一个作家来说，谁让你写、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对一个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与人作出未来十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后的正确与否的判断。”何建明说，“好作品的时代意义，是在作者有了准确判断力时才能产生作用的。”
